语境、边界和多元读解从《愚公移山》的歧解说起

语境、边界和多元读解

-----从《愚公移山》的歧解说起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一中李国栋

《愚公移山》是个传统课文，一直被纳入中小学教材编排内容中。其故事一直被赋予筚路蓝缕、久久为功，不屈不挠等时代精神内涵。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闭幕会议上专门发表《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将其精神上升到一种斗争精神和民族精神，提出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奋斗宣言。至此，愚公移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险阻、战胜一切顽敌强敌，最后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可是，近年来，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却连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试图颠覆《愚公移山》“自强不息”的主流内涵，以此作为批判性阅读的“靶标”，提出了许多自称是“创造性”“创新性”的观点。

比如，席慕蓉在以此演讲中专门提到“愚公移山”，她认为应该把这个故事“赶出教材”她表示这篇文章的内容不环保，看见门前有山就要把它移走，这显然是不合适，也不尊重自然的，愚公的精神不值得提倡，他破坏了环境。

这是语文圈外人的言论，似乎不必在意。毕竟，席慕蓉不是在课堂讲课，我们可以随便一听，当作一个新奇的“说法”罢了，至于大家认不认同，我想理性的人绝不会拿今天的“保护环境”这一法则去附和“诗人之说”。

严重的是，我们的课堂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歧解”。语文名家郭初阳在公开课上居然引领学生认为“移山不如搬家”“愚公就是个笨蛋”的结论。这当然会引起一片哗然，余党绪老师在《<愚公移山>的课例批判及启示》一文中大加挞伐。可以说，郭初阳的课是有严重问题的，文本解读失去了解读基本原则和语境边界后，就变成了脱缰野马自由驰骋，结果就是摔下悬崖，粉身碎骨。

一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正确解读《愚公移山》呢？文学阐释到底要追求怎样的目标？

按照文本生成的路径，我们会发现，一个作品它是受作者、世界、读者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是作者的“孩子”，所以，其最多的基因是从作者那里继承来的。但“作品一旦产生，作者死了”，“孩子”不再属于作者，它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于是，文学阐释就有了两个视角，一个是从作者出发的“作者中心主义”，一个是“作品中心主义”。”作者中心主义”认为文学阐释就是还原，是读出作者创作意图和表达意图。但，完全符合作者意图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学阐释没有“正读”，有人据此认为所有读解都是误读。甚至包括作者本人的理解。“作品中心主义”则剪断所有与作品相连的牵绊，主张把文本作为唯一的对象进行研究，即“纯粹文本分析”，认为这是真正的原初阅读。但问题是，割断了与作者相连的“脐带”后，作品就缺失了理解的语境，何以自足？

当然，近年来，受西方“读者中心主义”的影响，一些秉持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家激进地认为，读者个人的理解应该受到尊重，是“我读”，文本阐释没有正读误读，只有我读。只要是我读，就是应该肯定和支持的。

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观照下，文本理解就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说这就是多元解读，这就是“一千个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其实，在我看来，“一千个读者”仍然是“读者中心主义”一个视角，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模样，但还得让人辨认得出是哈姆雷特，而不是别里科夫！

《愚公移山》的歧解，根本上是视角和“主义”的不同所致。席慕蓉抛离文本，用现代语境诠释，典型的以今律古。想当年，说《背影》里父亲违反交通规则不就是这种错误吗？郭初阳的课到了后半程，越来越偏离《淮南子》、脱离了语境，突破了理解边界，不是个性化解读，是任性的发挥。

笔者认为，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文本理解，需要厘定一个准则：所有的理解都必须无限贴近作者的表达意图。纯粹文本分析也不能割裂作者语境。当前，很多选文都是节选，节选的内容脱离了完整文本语境，就会出现局部意旨与完整语境的背离。举一个例子，庄子《秋水》，如果我们不把《秋水》放在《庄子》的完整视野中，我们会认为《秋水》讲述的就是“天外有天，不能自满”，而实际上庄子表达的是“小大之辩”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这恰好符合庄子安时顺世，无为同一的核心思想。

有意思的是，《愚公移山》是与《秋水》同样的情况。《愚公移山》是从《列子汤问》中节选出来的一个寓言故事。

《列子汤问》第一部分内容如下：

革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④，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豳⑤，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⑥，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⑦。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⑧，二曰员峤⑨，三曰方壶，四曰瀛洲⑩，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于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

“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

“江浦之间生麽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眥眉而望之，弗见其形；俞、师旷方夜擿耳俛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

“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櫾。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矣，地气然也。虽然，形气异也，性钧已，无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识其巨细？何以识其修短？何以识其同异哉？”[1]

这几段之后就是《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大禹治水》三个寓言故事。

《愚公移山》紧接“革”与“汤”的问答对话之后，我们按照文本逻辑，就很容易辨析出《愚公移山》实际是“革”回答“汤”“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举的例子，意在证明“辨别小大、长短、同异”是毫无意义的。革说：“吾何以识其巨细？何以识其修短？何以识其同异哉？”这一点与道家《庄子》“小大之辩”何其相类！

宋.陆九渊《常胜之道曰柔》中这样解说列子思想：“御冠之学，得之于老氏者也。老氏驾善胜之说于不争，而御寇托常胜之道于柔，其致一也。”

列子属于道家思想，与老庄一脉相承。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

道家思想最突出的说理策略，意思讲故事——通过寓言来说理，一是辩证分析。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解读《愚公移山》，我们似乎触摸到了文本的内核——--列子在思辨“愚与智”的关系和内涵啊。

愚公与智叟这一对人物的设置很有意思。愚公不愚，智叟不智。愚公矢志不渝、叩石垦壤，智叟袖手旁观、冷嘲热讽。傅斯年曾讲：“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智叟认为移山目标不切实际，貌似明智，实为目光短浅、逃避困难。魏晋学者张湛批注道：“夫期功于旦夕者，闻岁暮而致叹；取美于当年者，在身后而长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为一朝，亿代为瞬息；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在我之与在彼，在身之与在人，弗觉其殊别，莫知其先后”。

我在想，也许是后人更多地注意到文本的局部语境，不再关注《列子》，便赋予了这个寓言故事“现代意义”，甚至后现代意义。这种理解并不是文本的原初含义，只不过，随着时间累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误读”，便成了约定俗成。最终，《愚公移山》就成了一个励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