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变局

今天我们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在秦汉时代，会成为秦皇、汉武所打击的对象吗？

我们知道啊，秦朝开启了大一统的模式。大一统的模式下，有一种政治理念，叫做“兼覆无遗”。国家为了捍卫公权力，要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全面的压制和管控，用以实现步调一致。那么为了构建秦汉的这种“兼覆无遗”的政治理念，曾经啊有四位思想家对秦汉的政治制度的理念设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分别是：商鞅、荀子以及荀子的两个学生——理论家韩非和政治实践家李斯。我们可以说，秦汉的政治框架，从最终的理念上它们强调——“兼覆无遗”。“兼覆无遗”就是国家权力要全方位地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于这个主张，荀子在他的作品《王制篇》开篇就表达。荀子说：“奸言、奸说、奸事、奸能”——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学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物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力，以及不服从法律管理的人。如果他们听从国家的教诲，那么国家就教育他们；如果不听从，国家就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和国家总是唱反调，那么国家就要消灭他们。所谓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盖子一样，要把整个社会盖起来，这就是荀子提出的观点，叫“兼覆无遗”。

换句话说，所谓的“兼覆无遗”，就是让你茫茫四海无路可逃。秦汉时代的中国，尤其是秦代，强调“国无异俗”，也就是说国家要一元化的治理。商鞅在他的《商君书·刑赏》篇提出，一个好的国家，它的赏赐原则要统一，它的惩罚原则要统一，甚至连它的教育原则也要统一。他说啊，你赏赐原则统一了，你的军队就所向披靡；你的刑罚原则统一了，你就能够令行禁止；你的教育原则统一了，你的国家里才能步调一致。

我们知道商鞅的这种观点，最后给他自己下了一个巨大的套。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得罪了太子，他把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等到秦孝公死后，太子上位，商鞅不得不逃亡。可是当商鞅逃亡到秦国边境的关口的时候，半夜里他要出关，而守关的士兵对商鞅说，“商君定下了法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出关。”商鞅十分感慨：“正是我定下了这样严明的法令，最终让我自己也无路可逃。”可以说，商鞅是为秦的严刑苛法献身的第一人。

秦汉的这种严刑苛法的治理，有时候甚至会体现成为一种反智的倾向。什么是反智？反智就是对知识的憎恨、对知识的怀疑，认为知识和由知识所带来的智信，对人有害无益，对社会管理有害无益。所以无论是韩非，还是韩非所秉承的老子学说，都对知识和人的智慧采取一种蔑视和反对的态度。韩非在《韩非子》一书里，他引用老子的话说，一个好的社会治理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也就是说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肚子吃得饱饱的；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志向，只听从国家的安排，但是他们的体格要非常强壮。

如何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虚心、实腹，如何能够达到弱志、强骨？秦设想了一种政教合一、万众一心的这样的未来社会的远景。《商君书》在《算地》篇里就提出，秦的老百姓没有事的时候不要读书，尤其不要与外国的知识分子交通。而且商君把社会上动用《诗》《书》、动用这些文化资源，蛊惑老百姓、让老百姓对国家的法令予以议论、予以非议的，他把它叫做“六虱”——就是六种虱子，有的人把它说成叫“六蝎”——就是六种蝎子，这些都是试图利用文化资源，利用其他资源，动摇政治基础的群类。对于这些群类，商鞅认为要用武力予以镇压。

同时，国家通过垄断所有的渠道，达到自下而上步调一致、令行禁止的效果。同学们，这并不只是简单的理想，秦汉的帝国，尤其是秦帝国，也切切实实的做到了。秦帝国治下的老百姓，个个没有什么独特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好好种田，一个是好好为国家打仗。通过种田获得财产，通过打仗获得社会地位。所以在战国时候，秦国的士兵无不以一当十，无不斗勇成狠。当时东方六国人把秦国的士兵称为“虎狼”。

那么这样一支“虎狼”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秦帝国为了塑造这群虎狼，他们要精准地打击社会上的其他对象。比如说韩非子就在自己的文章《五蠹》篇当中提出有五种人，要着力打击。第一种人是学者，也就是儒生。因为学者会引用《诗》、《书》——古代经典来非议政治、来议论政治。第二种人是言谈者，这就是我们说的纵横家。他们会游说君王，他们会互相串联，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第三种人叫带剑者，这指的是游侠，他们会凭借武力，除暴安良，武断乡曲。当政府无法管的事情由这些游侠来管，任由他们私下里复仇、报复的时候，国家的公权力就被游侠侵害了。第四种人叫患御者。用今天的话说，叫掮客，他们在不同需求——有人需求富贵，有人需求财产，有人需求政治地位——在不同的人之间拉皮条，让他们相互交易，获得满足，这是所谓的患御者。第五种，韩非认为是所谓的工商之民。所谓的工，是指从事生产的；所谓的商，是指从事贸易和流通的。韩非认为工商之民，他们有强大的经济资本，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本，调动很多的社会资源，最终可以妨害官府的行政。韩非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称为“五蠹”。

而这五蠹之中，除了学者和带剑者，也就是儒家和游侠，要重点打击之外，韩非子认为，还要重点打击的是商人。秦汉时代都有所谓的“七科谪”。什么叫七科谪呢？就是国家呀，遇到了要挖河啦，要修长城啊，要移民啦，要修建陵墓了，这些大的徭役工程的时候，有七种人，要首先征发他们来为国家服务。哪七种人呢？第一种人是所谓的赃吏，就是你替国家服务，可是你贪赃枉法的。第二种人叫逋亡人，就是犯了罪逃跑的。第三种人叫赘婿，就是自己穷的已经养活不了自己，你要倒插门到别人家里，好，国家说你这种人国家把你养起来，你要替国家服徭役。从第四种人开始，就是本人有市籍，就是本人有营业执照的，然后父母有市籍，就是父母有营业执照的，以及祖父母有市籍，就是三代有营业执照的人，你就属于国家“优先”，啊这个优先是打个引号的，就是国家首先要征发来发做徭役的对象。以上是六种。加上最后一种叫闾左之民，就是穷人。合起来一共是七种人。

这七种人当中我们会发现，秦汉帝国既打击穷人，就是你贫穷无法自谋生路的人，又打击商人，为什么？因为秦汉帝国认为，商人可以利用资本来撬动社会。所以，秦汉的“七科谪”的结果是什么？秦汉“七科谪”的结果，是把所有人都固定在了土地上，成为农民，成为国家的兵源，成为种地，为国家交纳税赋的稳定的财政的提供者。

秦汉时代的知识界对于专制的皇权具有普遍的压力感。所以我经常在课上对同学们说，如果你们想要穿越，一定要看好时代，不要轻易地穿越，万一穿越到了秦代，万一穿越到了汉代，或许你就成了“五蠹”，或许你就被“七科谪”了。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大一统，因为一人专制，而对政治有普遍的压力感，这是一种全面的感受。我们看到在《战国策》上记载，齐宣王见到一个大臣叫颜斶，齐宣王对颜斶说，“你到我跟前来。”而颜斶也对齐宣王说，“国王，你到我面前来。”这是战国时代知识人、自由时代的写照和特征。君主和知识人是平等的关系，知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向君主叫板。可是当秦汉的大帝国到来的时候，又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敢向秦始皇、汉武帝叫板呢？有的只是东方朔这样的，通过插科打诨的形式，婉转地向君王提一提建议而已。汉代《楚辞》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的军功集团都是楚人，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离骚》当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恨心态凸显出来。人们对专制皇权，对知识人被戕害，对独立的人格被扭曲，发自内心的表示怨恨和憎恶。

所以这一章我们做一个总结。《晋书·庾峻传》这样描绘秦朝，它说啊：“秦塞斯路，利出一官”，秦把人们上升的路途全部堵起来了，人要想获得认可，要想实现自我，只有和国家、和政府、和皇帝合作，得到皇权的认可；“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你有这种民间的名声，可是你得不到国家认可的人，商鞅说这就是六种蝎子，韩非说这就是五种蛀虫。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么韩非到底算不算是五蠹呢？他自己算不算是言谈者，算不算是学者呢？各位同学，在专制皇权之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韩非同样被专制皇权碾得粉碎。他和他的同学李斯一起都死于秦的强权。所以秦汉帝国对于社会阶层的全面压制，导致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体制当中幸免，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提出“五蠹”的韩非，最终也难逃“五蠹”之一的命运。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