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观诗》之一二八'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贪婪导致偏听偏信

《大雅·桑柔》：“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郑玄《毛诗传笺》：“贪恶之人，见道听之言则应答之，见诵《诗》《书》之言，则冥卧如醉。”意即“听言”是指道听途说之言，“诵言”是指诵读经书之言。

按，《左传·文公元年》：

殽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在鲁僖公三十三年的殽之战中秦国战败，主将孟明视等被俘。在晋文公夫人文嬴的干预下，晋襄公放回了秦国的主将。秦国的大夫和左右侍臣都对秦穆公说：“这次战败，是孟明的罪过，一定要杀了他。”秦穆公说：“这是我的罪过。周朝芮良夫的诗中说：‘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这是由于贪婪的缘故，说的就是我啊。我由于贪婪而使孟明视受祸，孟明视有什么罪？”因此还是让孟明视执政。

依秦穆公“周芮良夫之诗曰”云云，故《毛诗序》云：“《桑柔》，芮伯刺厉王也。”

依《左传》记载，晋襄公应文嬴所请放归被俘的孟明视三人，记在《僖公三十三年》葬晋文公之后、“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之前。依《左传》记事之例，则孟明视被放归当是在僖公三十三年；不知此则何以系于《文公元年》之下。俟考。

以《左传》所载，之所以发生郩之战，是因为在鲁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接到协守郑国的秦将杞子之密报，“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遂起袭郑之意。显然，这份密报不能归于“道听途说”之列。而蹇叔也是以“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的道理劝阻穆公袭郑。这与诵读《诗》、《书》并无关系。

因此，窃以为郑玄之说不妥。

《荀子·议兵》：“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唐代杨倞《荀子注》曰：“听，犹耳目也，言远人自为其耳目。或曰谓间谍者。”

以《左传》所载，谓杞子是秦穆公在郑国之耳目，并无不当。而且穆公接到杞子密报，不仅仅是“应答”之，而且认为有道理并立即开始行动。

以此，愚以为，“听言则对”当理解为“听到耳目之言就认为是正确的”。

愚观《僖公三十二年》载蹇叔谏阻秦穆公袭郑之辞：“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皆是直述事之常理，非讽刺亦非怨谤。

《周礼·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周时设有“诵训官”一职，负责解说四方的历史典故，以使君王了解古代的事；负责解说四方言语的忌讳，以告诉君王避免触犯忌讳；负责了解各地的风俗。君王外出巡守，就在王车左右随行。简言之，其职司即是以历史典故及其见闻引导、规劝君王。

蹇叔“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即以见闻而言事理，若诵训官之“道方志以诏观事”。

故鄙意以为，“诵言如醉”之“诵”即指“诵训官”，亦与“听言则对”之“听”相同，皆指人，非指事。

又依《周礼》所述诵训官职司，其言自是以规劝、引导君王为主。

故“诵言如醉”当是“听到规劝之言就象喝醉了一样装糊涂”之意，即郑玄所谓“冥卧如醉”。

朱熹《诗集传》释“贪人败类”之“败类”曰：“犹言圮族也”，意即“败类”即“毁害族类”。

以《左传》所载，因为秦穆公听信耳目之言贪图郑国而千里奔袭致有郩之败，伤害了秦国将士，固可谓“毁害族类”；但作为天下共主之周厉王若是听信耳目之言而贪婪，伤害的就不只是周人而是天下各族黎民了。

故鄙意以为，朱熹之说未妥洽。

《左传·昭公十六年》：“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孔颖达《春秋正义》曰：“〔东汉〕服虔读类为颣（lèi）。解云：‘颇，偏也。颣，不平也。’”

而“贪人败类”之后的“听言则对，诵言如醉”，正是没有平等对待耳目之言与规劝之言的行为。故鄙意以为，“贪人败类”应是“贪婪之人会败于不平等对待各种意见”之意，不能兼听以明而有败亡。

以此，“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可译作，“贪婪者败于偏听。亲信之言就说对，听到谏言装喝醉”。秦穆公自责自己贪图郑地而致未能兼听蹇叔之言；在《桑柔》则是言周厉王宠信亲信而不肯听劝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