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太哥去礼行丨对内自省,对外践行,浅谈古人中庸之道

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习身份，认为学习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

其一，中庸之道对于提升个人修养的境界，其价值在于能够严以律己，向内自省，对外践行，达到中和之境界。

其二，中庸之道作为社会发展的良性状态，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倡导去私为公的现实作用，追求大同社会理想。

为什么还有人反对中庸之道呢？

现在，让我们再度回顾中国的思想历史，分析古代中庸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221年，正是处在春秋战国期间的中国，已经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标志就是文字和铁的应用，已经开始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普及开来。

当时，从殷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青铜铭文的保留，即可证明我国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满足贵族阶级表达思想的意愿。

春秋战国的后期，社会生产过程当中大量制造和使用的铁器，让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变得丰富和牢靠，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观念，也变得需求增强和日益活跃。

殷商的甲骨卜辞文字中并没有发现的“道德智慧”之类的字眼，开始在春秋战国时代成为社会思想表达的重点。甲骨文所主要记载的有关部族之间的争斗和战胜自然的事实，采用的祸、咎、吉、利之类的文字，仅代表占卜者的心愿和期盼。从思想意识来看，反映的只是殷人对祖宗和一元神的崇拜。岁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人突破了殷人的思想，出现天帝和祖先分开崇拜的现象。

周天子，以天帝之子的名义而拥有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公元前十一世纪的中期，周公姬旦的制礼作乐，所形成和巩固的以诸候分封天下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新局面，让周公成为当时的著名社会思想家，以维持天子后代和功臣王公的分封制为特点，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需要。

为此，周王朝所保留的殷商时代的氏族制度，却为春秋时代的礼坏乐崩和发生思想争鸣，以及战国时代的王道与霸道之争，让变法运动的风生水起，埋下了伏笔。

我们可想而知，西周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和诸候分封体制下的宗法思想，决定了“学在王官”的主流文化体系形态。即住在城里的贵族负责读书演礼，住在乡野的农人和百工负责生产劳作。伴随着缓慢的农业发展，因为铁器的晚出，西周社会分工的迟顿，让西周官吏和思想家相结合的身份难以出现分裂状态。因此，社会群体只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没有出现聪明和愚笨的分群现象。

话说西周王朝末年的周厉王时代，出现的止谤事件和国人暴动，可以看出古代社会开始出现民间学术思想讨论的需求。但是周厉王不许说话，国人发生了暴动。这样的文化现象证明周道衰微的同时，表明社会人群的分类，即将出现圣人、贤人、智者、愚者的不同社会符号。

社会上出现的贵、贱、贤、愚不同之人，已经无法再以诸候贵族血统为标准来划分，而需要以拥有智慧才能的多寡作为参照，这表示着百家争鸣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孔子说，有教无类。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

当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为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积极整理古代典籍，实现思想转化，争做圣贤之人时，客观上推动官学到私学的实践。这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进步，却避免不了骨子里的天生屈服贵族统治的社会心理。

中国社会维新改良思想基因，已经渗透在没落贵族自我意识深处。我们所看到的孔子、墨子、老子等百家争鸣的思想家们，就都存在表达回到古代的愿望。孔子的思想根源回到殷商。墨子的思想根源回到虞夏。老子的思想根源回到原始部落。

我们发现，经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经过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历代传承，儒家思想道德标准为什么以中庸之道为核心？难道这真的是某一个君王的意志或者某一个王朝的风气所造成的吗？

这里，必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发展土壤，有着培育学术和研究思想的客观选择。西汉王朝的皇帝和学者必然认真总结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多学派思潮，吸取暴秦二世而忘天下的法家制国之弊端，方才有此雄才大略，外儒内法，确保天下一统的皇权专制能够施行下去！

汉武帝时代，为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满足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精神追求和人文心理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样让缘于人性恶的法治思想不致于格外冷酷无情，让儒家坚守人性善的礼治思想就能够带给人间许多的温暖。

诚然，儒家特别强调的“慎独”的思想，就是要求哪怕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自己，孤独一个人，都不能抛弃人性本善的追求，这正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核心价值与深层意义。

孔子的中庸思想，最初表现在《论语》的“雍也”篇，这样记录下来：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孔子认为，中庸思想作为人的品德要求，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啊！

这里，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符号，给他的孙子子思创作并发挥完成《中庸》留下空间，狠下功夫进行思考并实现的中庸之道，抓住的核心闪耀点和睿智光芒之处一一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司马迁的《史记》里所写《孔子世家》一文，记载有一句话：子思作《中庸》。子思，名孔汲，是孔子的孙子。可见，子思的《中庸》早在西汉时代已经有专门的解释。

西汉初年，一个黄老学说流行的时代，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不一定吃得开，却一直到汉武帝的出现才改变了那样的局面。

唐代的儒学大家韩愈坚持和推广儒家学说的道统思想，已经注意到《大学》和《中庸》的内容。但是，开放包容的大唐时代，儒家学说的立足之地，完全处在佛学和道学更加辉煌的环境之内，却很不容易能够做到斗占鳌头。

北宋仁宗时代，四大发明已经广泛应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迅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思想研究和实践。

特别在理学范畴内的儒家思想得到很好的发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创立的关中学派名扬四方。同时，程颖程颢弟兄俩在洛阳表彰《中庸》，形成洛阳学派。

这里值得注意，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在镇守延安的时候，接待前来投军报国的郿县横渠镇的张载。这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范仲淹让他别参加打仗，回去好好读《中庸》，以便在学术思想方面有所建树更有意义。

南宋朱熹因《中庸章句》影响最大而成为宋儒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引导后世学者们将目光集中转向到四书上面，并为之作章句集注。朱熹对“中庸”下定义：不偏不倚为之中，平平常常为之庸。这样来解释中庸之道，看似通俗明白，其实距离真正的思想价值就远了。

假如完全按照朱熹的解释，来认识儒家学说的概念和命题，虽然称得上丰富多彩、细致入微，并且富有哲理的快感，却达不到人类的思想高峰。

我们必须认识到，宋元明清的思想发展，因为受官方只认《四书》为教学内容的严重影响，极度固化和困住人们思考的体系和范围，极大限制了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更将朱家学者的《四书章句集注》太高看，这就为明清各朝各级学校的钦定必读书提供了依据。从此，《四书》作为求取功名利禄的阶梯，影响中国文化发展，长达七百年之久。

中庸之道的独特创造对中华文明形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可以肯定，中庸之道的思想实质，包括在天命、性、教、道、慎独，情，已发未发、中和、大本，达道、在中、时中、用中、费隐、忠恕、鬼神、五达道、三达德、知行、治国九经、择善固执、诚、致曲、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思辩行、三重、仁义礼智、无声无臭等等感念和命题里，从而满足了人类社会平衡、稳定的文化需求，并且具有纠偏补弊的作用。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这个中庸之道的学说，的确树立了民族自信心，增加了民族精神力量。却也因为封建帝王的巩固皇权的需要，发挥了统治民众的服从管理作用，终于一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
当西方列强用枪炮和所谓的个人自由思想和经济模式冲击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混乱之际，通过《中庸》信条，采取中庸之道的方法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时，讨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就显得很合时宜。
站在新时代的精神高地，认真看待和吸取中庸之道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实现个人修养的角度，深入认识中庸之道，强化社会责任和个人担当。
读懂《中庸》并不容易。《中庸》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从天道开始逐步进入人道，最后以德教的力量与方法，形成独特的思想方法论。

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当中，实行中庸之道却无处不在，并非认识《中庸》的字句，就算走在中庸之道上，这也并非完全的正确。
放慢追逐物欲的脚步，提醒自己，呼唤别人，莫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总也找不到正确的路。
倘若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面临着一个非常的环境，这个时候的“骑墙”，或者“和稀泥”，因此标榜中庸之道，更不合理！
孔子云，过犹不及。凡事要适可而止。这便是中庸之谓，实乃中庸之道。
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庸之道，或许并不完全取决于读没读过《中庸》。
浅谈中庸之道，全在个人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