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到底有多么不朽?丨秦汉史话连载26

读史465 次浏览0个评论2020年12月11日
司马迁的先世,是周朝的太史.后来家境变迁,中断了史职.他的父亲司马谈,继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司马谈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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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秦汉史话》连载26,欢迎收看。

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到西汉时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就是司马迁以他的史学巨著《史记》,开创我国古代纪传史的体例规模,在史学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史记》产生在汉武帝时期,除了司马迁生当西汉全盛时期的时代条件之外,还有司马氏的家学渊源,以及司马迁本人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献身精神。

01、誓承父志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司马迁的先世,是周朝的太史。后来家境变迁,中断了史职。他的父亲司马谈,继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学、易学和黄老学。他写过《论六家要旨》,对于阴阳、儒、墨、名、法等学派,进行过学术思想的总结。

司马谈对道家思想推崇备至,与当时“独尊儒术"背道而驰,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这种家学渊源,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自幼学过耕牧,后来随父迁居长安,刻苦攻读各种典籍,并从师于名儒孔安国、董仲舒等今古文学家,积累多方面的学术知识。

武帝元朔年间,20岁的司马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实地考察许多史迹。他南游江、淮,到过会稽山(在今浙江),考察夏禹的传说;又渡忨、湘,探寻舜葬九疑山的遗迹;北涉汶、泗,到过齐鲁之都,搜集孔子和孟子的轶事;还游丰沛、彭城,采访秦汉之际的人物事迹。

司马迁通过游历访间,调查各地风俗民情,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搜集遗闻轶事等等,为后来《史记》的著述,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即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从官。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司马迁奉命出使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为他了解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出使西南回来,随即赶赴洛阳探视病危的父亲,但是司马谈只留下“勿忘吾所欲论著"的遗嘱,便与世长辞了。司马迁悲痛欲绝,表示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亲的遗志。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正式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并整理汉廷所藏的史籍,开始为著述《史记》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在此期间,司马迁又扈从汉武帝巡行各地,行踪甚广。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因当时所用颛顼历与天象多不合,司马迁与公孙卿、壶遂等人建议改历。五月,汉武帝诏令更制新历,以春正月为岁首,这就是《太初历》。它比旧历法精密准确,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司马迁是更制《太初历》的主持人之一,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司马迁完成改历之后,同年开始他的史学巨著《史记》的著述,但是他的壮志未酬,一场意外的横祸竟使他身陷绝境。

02、惨遭腐刑

武帝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与李陵出击匈奴。李陵率步卒5000人,转战千余里,杀敌数千人,因遭匈奴8万骑兵围攻,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

消息传来,朝中一片震动,群臣纷纷归罪李陵。当时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直言不讳,举述了李陵的为人及其击破匈奴的功绩。结果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贬损李广利的功劳,而为李陵开脱罪责,因而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遂被下狱论罪。

他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折磨。随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司马迁面对黑暗的暴政,想到“草创未就”的著述,因“惜其不成”,又无资财赎罪,最终受到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腐刑。

司马迁出狱之后,在内廷任中书令的职务。这是内廷一般的办事官员,地位低下,司马迁曾自称为"扫除之隶"。

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他以为“诉莫大于宫刑”,想过“引决自裁",但又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为了“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并以古圣贤命运坎坷、发奋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纪传体通史。

大约武帝征和三年(前90),司马迁最后完成《史记》的著述,前后用了18年的时间。《史记》完成之后,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才将它整理问世。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认为,“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据此,则卒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前后。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记》,或称《太史公书》,或只称《太史公》,现用名称《史记》,大约是魏晋期间才出现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全书130篇,分别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共526500字。

《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前100—前97),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

03、史家绝唱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首先,他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编撰体例,即后世史家所推许的“纪传体”。这种编撰体例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废,并按编年记述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述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国史,也包括开国勋贵、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则以传记的形式,记载社会各方面的人物事迹。

其中,“本纪"记事简要,是纪传史的“纲”,“世家”、“列传”记事详细完整,是纪传史的“目”。所以,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情况,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

《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撰体例之一,可见《史记》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

其次,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使《史记》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他在《报任安书》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记》的出发点。这在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之时,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

《史记》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指出邹衍的阴阳学“作怪迂之变”,又“论著终始五德之运”,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机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实际上道破了“天人感应”思想之荒诞。

与此同时,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封禅书》,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记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

在《封禅书》的篇末,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祭祀天地诸神,又目睹汉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这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使人们了解事情的原委。这在汉武帝时代,确实胆识不凡。

对于鼓吹“天人感应”的神学大师董仲舒,西汉时即被人视为“群儒首”,甚至誉为“有王佐之材”,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史记》并无专传,只用寥寥五百余字,载于《儒林列传》之侧,位置极为次要。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记》不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灾异之记》下狱一事,称董仲舒出狱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

与揭露“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同时,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以批判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

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他引贾谊的《过秦论》,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赋敛无度,是“民危"的结果。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不但将陈涉与汤武等列,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史记》中多次论述。如“略协古今之变”、“终始之变”、“通古今之变”等等。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论史事,使《史记》各组成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他不仅停留在“变”的观点上,还试图从中找出变化的原因。

他在《郑世家》说:“变所从来,亦多故矣。”在《平准书》也提出“事变多故”。原因何在呢?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利诚乱之始也”,认为政治上的动乱,是根源于经济物质利益。这种思想在《史记·平准书》里,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即试图从物质经济生活中,探求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

通篇《平准书》,先记述汉初的社会经济情况,然后叙述汉初积累大量的财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变化。

类似的观点,《史记》不乏其例。如论述齐桓公建立霸业,是由于“通轻重之权,微山海之业的结果。魏“尽地力,为强君”。记述吴楚叛乱时,吴“即山铸钱,富垮天子,其后卒以叛逆”,认为刘濞发动七国叛乱,与其经济力量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封建神学全盛的时期,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和历史发展诸问题,大胆提出与这种封建神学思想相对立的见解,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鲜明历史观的史学巨著。

最后,《史记》打破地域、时间和内容的限制,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秦汉以前的史籍,所记载的范围,有的局限于某些地区,或者限于某一个时期;有的局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有的限于按编年排比史事,或者以对话形式叙述史实。

而首先打破先秦史籍的局限性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记载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既记载中国的历史,又涉及外国史,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史,内容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成为一种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的史书。

《史记》所具有的上述的特点,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划时代的转变。《隋书·经籍志》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我国清代以前,历代编修本朝史或前代史,无不仿照它的体例。《史记》为我国古代历史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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