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丨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政治学的困惑2650 次浏览0个评论2024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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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秋笔法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它源于春秋史官对周礼的维护和对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在秦汉官僚体制逐渐成熟后,又帮助统治者延续封建政治文明的基因,并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义理和文化的传播中,春秋笔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儒家学者们蕴褒贬于字里行间,让平民阶层接受了亲亲尊尊的思想观念。春秋笔法在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春秋》与春秋笔法

《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旧史经过编辑即所谓的“笔削”而成的一部新的史书。这部史书以文辞简约著称,仅用16000余字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春秋历史。其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战争等政治事件以及日食、水旱、虫灾等自然现象。它被史学家尊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被经学家奉为寓有微言大义的最高经典,其首创的文章书法,被称为“春秋笔法”,亦被称为“春秋书法”、“义法”、“义例”、“凡例”等

(张金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春秋笔法作为一种独特的作文方法,一直被经学家所推崇,其中最权威的论述为《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就是著名的“春秋五例”,魏晋时期杜预又对“春秋五例”作出较为详尽的说明并给出相应的释例。自此之后,春秋笔法的“五例”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经史学研究,成为春秋笔法的基本体系。南朝梁刘勰则从文艺理论角度强调《春秋》的文法是“婉章至晦”,具有“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的特征。唐刘知幾从史家叙事的角度评论《春秋》史法是“微婉其说,志晦其文”,认定“其言贵于省文”,“文约而事丰”为其文美事工。总之,古代经史学家多对春秋笔法进行阐释和论述,但都未能突破此春秋五例,基本上是传统学术的延续。

春秋笔法的特点

春秋笔法的“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隐微之意,恰与隐喻思维及其言说方式相融相通,而“大义”的阐释过程正是彰显《春秋》文本内蕴之隐喻的过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言: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春秋》中的曲笔主要表现为“一字褒贬”、常事不书、隐而不书和语言变异修辞这四个方面。

“一字褒贬”

“一字褒贬”:《春秋》善于通过选取特定的字词表达其感情倾向和价值评判,以“一字定褒贬”的方式起到具文见意,褒贬无隐的效果。

例1:

在史学作品中运用的比较简单的例子,表示杀的动词:杀、弑、诛,虽然三个字的表面意思看似相同,但是却各有各的引申含义。杀指杀无罪的人,弑则指下级杀上级,诛则指因为正义而诛杀有罪之人。

例2:

对帝王的评价常用字

经天纬地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圣善闻周曰宣;

圣闻周达曰昭;行义悦民曰元;希纲治纪曰平;

辟土服远曰桓;温柔好乐曰康;希义行刚曰景。”

“常事不书”

“常事不书”一词出于《公羊传》。所谓“常事”原指四时常祀,特指一年四时中的常规的礼仪活动。这些常事一般不为史官所载录,所以,“常事不书”也就成为了史官所遵循的一种载史原则。史官如果对一些“常事”进行了记录,也就暗示了其事的反常,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此何以书”的疑问。《公羊传》中常以“……不书,此何以书?”这样的句式加以提示。

可见,“常事不书“并不是书什么与不书什么的问题,其关注的焦点而是在“书非常之事”上。一旦日常的活动出现了反常而予以载录,便说明此事不合礼制而要进行讥讽。所以,“常事不书”的原则从根本上来说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问题。

隐而不书

《春秋》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不书”,即所谓“隐”。“隐“就是将事实或部分事实遮蔽起来,以”完全不书“或”部分不书“的方式来表达孔子对人与事的价值判断。

比如鲁隐公元年的历史,孔子一共就用了62个字: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归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师卒。

语言变异

《春秋》在对人事的褒贬方面还善于通过语言变异的方式来体现,而这种方式更能体现其“委婉隐晦”之笔法特点。所谓语言变异,就是改变语言使用的常规和常态,以陌生和特异的方式引起关注和思考,从而达到褒贬隐讳之目的。

春秋笔法对政治文明的反哺

显而易见,官修史学的重名分与文学写作对“简言达旨”的追求都体现出中国历史文献中春秋笔法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功用。春秋笔法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功用原本就存在,后人不断对其进行阐发,将它发扬光大,故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说,它不仅起到了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更是影响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书法作品“为政以德”(资料图图源网络)

“制度在礼”“为政以德”。古代政治文明注重礼法,这从官修史学在为政理念方面的一系列表述中不难看出。统治者是在利用官修史学来加强统治,其维护礼法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代史书中对各朝出现的不合理的皇位继承情况的描述,皆出于维护礼制或者说维护秦汉以来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目的,即便是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皇权,也不能废除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也不能阻止史官在史书中这样记录。二十四史记述的都是前朝帝王将相之事,这些史籍基本上都是为后来人修撰的。

春秋笔法“剪裁有度、笔削有法”的特点在此时反而让宽容历代统治者忤逆之举,褒扬其功绩有了可能性;另外,也让史学家有机会以暗含褒贬意的记述来隐喻时政。官修史书在记述史实时,在展示一定历史真相的前提下,常常约省掉那些不利于巩固礼法制度的内容。

例如,在史学文献中,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就多有隐晦。学者牛继清认为,从《旧唐书》对玄武门政变之表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历史真相”,然而,“编者却利用数字记日这一特殊方式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与评价”。赵翼有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此本纪体也。至列传,则往往视其事之大小繁简以为详略,不必拘于时日之细。”《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一改《高祖纪》所用干支纪年,而用数字记日之方式来明确日期。虽只有几句话,却暗含褒贬。

政治影响史书的记述,史书又反哺政治文明,实际上,这是一个影响与被影响的过程。“诗三百”中的比兴手法被移植到暗含政治隐喻的春秋史记载当中。

这种春秋笔法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其隐喻简约的写法还被运用到儒家的文论当中,丰富了儒学的学术语言体系。

参考文献:

[1]江守义.古代小说的“春秋笔法”[J].江西社会科学,2020,(6):99-107,254-255.

[2]杨庆云.春秋笔法与讽语耦合之修辞滥觞[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46-54.

[3]朱文浩,朱西周.试论春秋笔法对官修史书政治意义的强化[J].开封大学学报,2019,第33卷(2):41-43.

[4]刁生虎,胡乃文.“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第50卷(1):96-102.

[5]张谦.论春秋笔法及其在古代文化中的应用[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第27卷(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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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诗洋

审校|宇昕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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