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述略

人物评价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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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运乾先生是我们十分崇敬的国学大师，他是当时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最高峰的的文化昆仑。据先师郭晋先生讲，曾先生早年是一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曾撰写过不少的时事评论，抨击晚清黑暗的现实，表达改变旧制度的强烈愿望。辛亥革命后，国弱民贫的现实没有多大改变，令他失望，逐渐把精力转移到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曾先生在中山大学期间，李四光先生曾向他请教古天文学，并自称弟子（李小曾四岁）。——伏俊琏

曾运乾《尚书正读》，折衷旧注，择善而从，说解精要，训诂、语法、修辞等手法交互运用，决疑解难，成就卓著。——万献初

前  言

曾运乾与杨树达是至交，彼此往返论学，相知最深。杨树达多次在日记中述及曾运乾的学术见解，大加称赞。曾运乾病逝后，杨树达更对他的治学成就作出高度评价：“其治学也，学以济其思，思以助其学，谨而不拘，达而有节，故其说经不泥守家法，平视汉、宋，惟以声音、训诂、辞气推求古人立言真意之所在，其精谨绵密，实事求是，并时承学之士无与抗手。以湘学论，近数百年来一人而已。”[1]曾运乾成就卓著，不愧是现代湘学的一代大师。

曾运乾“治学精审，不苟为一言半语”[2]，生前没有出版任何著作，但他每次讲授专门课程，必定精心编撰讲义。这些讲义将各种散见的旧材料与他的新见解熔铸在一起，其实都是质量上乘的学术著作，后来一经整理出版，即成为学术经典。可惜的是，除了《音韵学讲义》、《尚书正读》、《毛诗说》，曾运乾还有数种讲义，如《春秋三传通论》、《礼经礼记通论》未被整理，流传不广，至于《尔雅说》（编注：已觅得《尔雅疏证》遗稿）、《荀子说》、《庄子说》等文稿是否仍存人世，更不得而知。曾运乾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仍有待于后人大力发掘与表彰。

[1]

杨树达：《曾星笠传》，第

311

页。按，“数百年”，原误作“数十年”，据《积微翁回忆录》改。

[2]

杨树达：《曾星笠传》，第

310

页。

《春秋三传通论》述略

湖南省图书馆藏有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石印本一册，书根作《三传通论》，正文首行题“《春秋三传通论》一”，末行题“《春秋三传》终”，版心则作《春秋三传讲义（国三）》，可知是供国文系三年级学生使用的《春秋》课程讲义。书前无目次，书中共论及十个问题：一、《春秋》起源；二、《春秋》名义；三、孔子笔削；四、《春秋》大义；五、《春秋左氏传》；六、古文经传；七、《左氏》传授；八、《左氏》立学；九、今古文争讼；十、诸家注疏。其中一至四讲述《春秋》的基本问题，五至九专述《左传》的历史，最后列举历代研究《左传》的著述。曾运乾讲前九个问题，都是先抄录各经书、史籍和汉魏以来直到清末民初的学者有关该问题的论说，再下案语，总结或申述前人之说，发表一己之论。例如，在“三、孔子笔削”之下，曾运乾相继摘抄了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儒林传》、曹植《与杨德祖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序》、郑樵《六经奥论》、陆淳《春秋纂例》、章太炎《原经》有关孔子修《春秋》的论述，然后说：“案：孔子之修《春秋》也，有三重焉：一曰据百国宝书以稽史实也，二曰据鲁史以明内外也，三曰谨笔削以制义法也。”[1]这一总结，实是对司马迁以来各家论说的兼综并取。曾运乾接着对这三点略作申论，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既重史实，又明义例，通过“笔则笔，削则削”的去取，“随文发例，不主故常”，在记史与立法之间保持平衡，由此批评历代学者不明孔子修《春秋》的实质：“如杜预之说，谓《春秋》专承鲁史，史承赴告，告则书，不告则否，如是则夫子专写鲁史，不得名修《春秋》，诚有如唐陆淳所讥也，是未知孔子之书实兼据百国宝书也。如《公羊》家之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云‘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是未知《春秋》之据鲁所以为主客内外之辞，而非素王九主之道也。又如近世之《左传》家之说，谓《春秋》依据旧史，专为记录，记录而外，则无义例，如是则《春秋》为断烂朝报，上不逮司马光之《通鉴目录》，下犹不逮齐召南之《帝王年表》，岂所拟于禹抑鸿水、周公兼夷狄者哉，是未知孔子笔削之旨也。”最后，曾运乾对司马迁之说特加表彰，阐明孔子修订《春秋》的实质：“古今来善史者惟太史公，善言《春秋》者亦惟太史公。太史公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曰‘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次《春秋》’，言其据群书以详史实也。曰‘兴于鲁而次《春秋》’，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言其据鲁史以明内外也。曰‘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又曰‘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曰‘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言其谨笔削而制义法也。推此三者以言《春秋》，庶不至为各家家法所窘而迷于大中至正之途也。”[2]这部讲义的体例，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做法，既给学生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又让学生对辨析诸家、折衷于是的学术探究有亲切体会。

在讲义中，曾运乾以《左传》为中心，对《春秋》学史作了一次简明的描述，并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加以评议。《春秋》学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是《公羊》、《左传》之争，这场学术与政治相纠缠的争论，兴起于西汉末年，延续到东汉末年，魏晋时期仍有回响，及至晚清又再次兴起，直到民国年间仍未停息。曾运乾对此作了大量论述。他先在“五、《春秋左氏传》”中稍作回顾：“案：《春秋》家《左氏》、《公羊》之争，自汉迄今，纷如聚讼。主《左氏》者，谓《左氏传》之与经相表里；主《公羊》者，则谓《左氏》不传《春秋》。主《左氏》者，谓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主《公羊》者，则谓左氏为六国时人，甚有谓左氏为楚史倚相之后，以官为氏，而非鲁太史者。众口纷纶，迄无定论。”[3]他依据传记，综采诸家，就汉、魏以来历代学者尤其今文学家怀疑、诋斥《左传》的各种意见作了考论，认定“丘明身为鲁史，躬览载籍，又获与孔子偕观周史，探索宝书，成《春秋》之大传，为孔门之功臣，纲举目张，相为表里”[4]。在接下来的六、七、八中，曾运乾的讲述都是在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下进行，“九、今古文争讼”更对以《公羊》、《左传》为主线的今、古文之争作专门讨论。他搜集了西汉末年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以来直到章太炎批驳刘逢禄的所有材料，对这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作了全面检视和简要评判，指出：“今、古文之争讼，以《左氏》、《公羊》为最早，又以《左氏》、《公羊》为最烈。今文家之攻《左氏》也，曰《左氏》不传《春秋》也，曰《左氏》不祖孔子也，师弟相传无其人也，甚其辞者则曰刘歆割《国语》为之也。古文家之攻《公羊》也，曰信口说而背传记也，曰是末师而非往古也，曰传闻之不如亲见之也，甚其辞者则曰《公羊》剽窃《左氏》而失其真也。不仅互争义例之短长，甚且辨及师授之真伪；不仅辨及师授之真伪，甚且疑及本经之有无。自汉迄今，垂二千年，上自范升、陈元之争论，下逮长素、太炎之激战，纷纭眬聒，至今未已。夫偏激之谈，或至失中，一指蔽前，泰山不见。平心而论，《左氏》、《公羊》有义例长短可言，而师法真伪、本经有无，则证据犁然，事至彰灼，固无庸议及也。”[5]

从这本讲义看，曾运乾不仅叙述《春秋》学史是以《左传》为主线，对今、古文之争中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定也明显是为《左传》作辩护，特别是主张先事后义，“学《春秋》者，先从事《左传》以考其事实，次及《公羊》、《穀梁》以求其义例，则亦本末先后之序也欤”[6]，更显现出偏爱《左传》的立场。不过，曾运乾虽宗主《左传》，却未完全退回到古文家的立场。他明确指出《春秋》三传各有长短，汉儒各以一传名家，同时又兼采二传，因此主张研治《春秋》“贵师法，尤贵通学”，并建议说：“三传同于解经，而义例互有出入。学者先治一传，即笃信一传，属辞比事，以观其例，推见至隐，以求其义。自一传至他传，皆然。三传既明，然后以一传为主，兼采他传，以弥缝其隙。总以通经为主，不以党同为尚。”[7]他赞同由传通经，反对死守家法，值得肯定。

[1]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9页。

[2]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9-10页。

[3]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35页。

[4]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47页。

[5]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81页。

[6]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82页。

[7]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