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读《史记》？

岳麓书社 • 1114 次浏览 • 0个评论 • 2024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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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梁启超则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是故读书人不可不读《史记》，治史者不可不知司马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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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的生平事略

与《史记》的编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中期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迁的幼年，是跟着父亲司马谈在家乡度过的，在黄河北面、龙门山南一带耕田放牧。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经》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作《论六家之要指》，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进行分析与评论，体现了他精深的识见，这对司马迁自然影响很大。

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司马谈做了太史令，移家长安。太史令是管理皇家藏书以及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因此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能够阅读到皇家的藏书和档案。司马迁自谓“年十岁则诵古文”，这表明他从小就有很好的古文修养，能够阅读用古文写的文献典籍，收集和整理各种史料。后来，他又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的《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良好的家学渊源与青少年时代的刻苦努力，为他日后成长为文史巨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像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的司马迁已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于是开始了全国大游历，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逸闻，丰富历史知识，寻求历史真相。他把游览的重点放在南方。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达江陵。又渡过长江到长沙等地区，去访问屈原投江的地方，凭吊他并采访他的生平。往南游览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探求舜帝南巡死去的葬地。转而东向，登上庐山，考察禹疏九江的传说，又转向东南，登上会稽山（在今浙江中部绍兴、嵊州、诸暨、东阳等市县间），访求有关大禹的传说。然后北上到达江苏淮阴，游韩信故居，搜访有关韩信的史事。其后他继续北上，到达汶水和泗水一带，游览孔子的故乡曲阜，瞻仰了孔庙里收藏的车服、礼器。再往北，到达齐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在这两地，他还和儒生们讲论儒家经典，演习了儒家的各种礼仪。然后转而南向，到达蕃（今山东滕州市）、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市），以访求孟子、孟尝君、项羽等人的有关史事。接着继续南下，到达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等地，经过梁楚（在今河南、江苏一带），后返回长安。刘邦起义于沛，其部属多丰沛子弟。梁地是汉朝功臣彭越封地，楚是项羽的根据地。司马迁在这些地方的游览考察，对于深入研究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的历史，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担任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卫官，平时在京守卫宫门，皇帝外出时则充当车驾侍从。职位虽低，却能亲近皇帝。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至雍（今陕西凤翔一带），西出陇山（在陕西陇县西南，延伸于陕、甘边境）到崆峒山（在甘肃）。又北出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在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打猎。司马迁随驾扈从，游览了西北部的这些地方。

第二年，司马迁奉武帝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区，代表汉王朝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从长安出发，经过巴蜀往南，最远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东南）、筰（今四川汉源一带）和昆明。这次远行历时一年多，其所见所闻对于创作《西南夷列传》自然是很有帮助的。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从西南远行回来时，汉武帝正举行封禅大典。太史令司马谈侍从武帝前往，却因病留在洛阳，不能参与这千载难逢的盛典。恰此时司马迁赶到洛阳，司马谈临死前，嘱咐儿子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修史大业，司马迁含泪接受了父亲的重托。他随后赶赴山东向汉武帝报告了出使的经过，参与封禅，跟随武帝游览了山东半岛。从二十岁南游江淮，到这次扈从封禅，司马迁的游踪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司马谈死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这为他完成修史大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他可以查阅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典籍文书、档案材料和各种史料。于是他开始着手进行修史的准备工作。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编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历书《太初历》。

但到天汉二年（前99），他却受到了一个意外事件的打击。原来这一年，汉武帝派其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和将军李陵率军出击匈奴。结果李广利所率数万大军损兵折将，惨败而归，匈奴单于以数万主力骑兵围攻李陵的五千步兵，李陵拼死作战，杀敌数千人，终因寡不敌众，为匈奴所俘。汉武帝听说李陵投降了，大怒。他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拼命死战，即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即使他身陷匈奴，大概也是想等待时机来报答汉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替李陵辩护，是故意抬高李陵来打击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大牢。第二年，又将其处以宫刑。司马迁受到这等奇耻大辱，本想一死了之，可为了完成修史大业，还是强忍痛苦顽强地活了下来。

天汉四年（前97）二三月间，司马迁出狱。后来，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地位很重要，照例只能由宦官担任。司马迁身受宫刑，自然符合条件。尽管他对此仍然耿耿于怀，但这为他了解宫廷内部的黑暗面提供了方便。后来，司马迁继续进行编写增删工作，大约在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完成了《史记》的撰述工作。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年龄约六十岁。

司马迁的纪事，约止于汉武帝太初、天汉之际（前104—前97），西汉后期，还有不少人对《史记》进行续补。补得最多的当是元帝、成帝时期的褚少孙。他所补的部分一般都用“褚先生曰”四字开头，容易辨认。此外，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十多人都对《史记》进行过撰续（据《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可见今本《史记》并非全出司马迁之手，但这并未损害司马迁原著的精神面貌。

二、《史记》的体例和内容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纪事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中华民族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含《太史公自序》）五个部分组成，共计一百三十篇。

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概括地叙述其在位时期全国的大事，形式近于编年体，可分两种类型：五帝本纪及夏、殷、周、秦四本纪为朝代的本纪；秦始皇到今上（汉武帝）等七个本纪为皇帝（项羽和吕后地位相当于皇帝）的本纪。本纪是全书的纪事大纲。

表以表格的形式谱列各历史时期同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对于那些起过作用而没有立传的人物，亦以表载之。按照纪事详略，表可分为三类：按古帝王的世承关系来列表的称世表（只有《三代世表》），按年列表的称年表（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八表），按月列表的称月表（只有《秦楚之际月表》）。史表简明扼要，便于对照和比较，是全书的脉络和补充。

书是记载典章经制和学术文化的，包括天文、历法、音律、礼、乐、平准（经济史）、河渠（水利史）、封禅等方面。

世家是记载诸侯贵族历史的，大致可分为五类：1.十六篇诸侯世家（吴、姜齐、鲁、燕、管蔡、陈、卫、宋、晋、楚、越、郑、赵、魏、韩、田齐）；2.孔子；3.陈涉；4.汉初五位勋臣世家（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5.汉室后妃宗亲七篇世家（外戚、楚元王、荆燕王、齐悼惠王、梁孝王、五宗、三王）。

列传是记载其他各类代表人物与四方少数民族历史的。从编撰形式上看，七十列传大致可分五类：1.专传，是专门为一个重要人物单独作的传，如《李将军列传》；2.合传，是为行事紧密相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合起来作的一篇传，如《廉颇蔺相如列传》；3.类传，是将同类性质的人物合起来作的一篇传，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篇；4.四裔传，是记载四方少数民族或域外国家历史的，如《匈奴列传》；5.《太史公自序》，是作者自传及介绍写作宗旨与义例的。

以上五个部分，本纪冠于全书之首，提纲挈领，列传、世家和书则予以具体展开与延伸，表则加以补充，由此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纪事体系。记时则自远古以至西汉；记地则以中国（中原）为主，兼及四裔；记人则帝王后妃、宗室外戚、将相公卿、起义领袖、儒林文苑、循吏酷吏、游侠刺客、说客辩士、显宦豪富以至滑稽、佞幸、医卜、星相之士，无所不包；类事则天文、历法、音律、礼制、乐制、平准、河渠、封禅，都已顾及，可以说将古今之间、六合之内的史事都囊括无遗了。

三、《史记》的价值和影响

《史记》是首屈一指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十分优秀的文学作品，它对我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清人赵翼指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劄记》卷一）其史学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其次，《史记》全面而系统地记载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古代史实，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史料价值很高。据学者统计，司马迁所参考典籍中，六经及其训解书有二十三种，诸子百家的书有五十种，古今历史书及汉室档案有二十四种，其他文学书不下七种。除了依据文献典籍外，司马迁还游历全国，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如前所述），有的是接触当事人和其他人的口述材料（李广、郭解等人皆司马迁亲见），有的是看到了实物和图像（如孔子庙堂里的车服、礼器，张良的画像），还采集了不少乐府歌谣、文人诗赋、民歌童谣、俚俗谚语、金石刻辞等。《史记》保存的这些史料既极为丰富，又极为真实可靠，有的还得到了出土文物的证实。

再次，司马迁叙事论人爱憎分明、直书实录的态度，也颇受人们称赞。司马迁同情被剥削压迫者，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肯定他“首事”反秦之功；同时又能歌颂属于下层人物的游侠和刺客，对朱家、郭解、曹沫、荆轲等人作了礼赞。对大破燕军的英雄田单，杀身成仁的义士王蠋，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李广，多次输金助国的富豪卜式，他都进行了热情歌颂。对廉洁奉公的官员，谈笑讽谏的优伶，为人排难解纷而不索取报酬的辩士，司马迁也是颂扬的。

在歌颂人民的同时，又对统治阶级的罪恶作了无情揭露。在《平准书》和《封禅书》中，更将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贪得无厌、厚敛于民的罪行和喜好神仙、梦想长生的荒诞行径暴露无遗。相传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便将汉景帝与自己的两个本纪拿来一看，发现写了他们的罪行，“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三国志》）。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是直书实录的典范。

复次，《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运用不同的笔调与语言，去刻画多种多样性格的人物形象，使其栩栩如生，极具感染力，如项羽的威猛、豪放、诚朴、仁慈而又刚愎自用，读其传，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作者常常通过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以少年李斯自比仓鼠来揭露他自私自利的卑污人格，以射石没镞来形容李广的善射，以汉高祖赏赐太公家令来讽刺刘邦的伪孝与无赖等。

司马迁又是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他善于运用丰富多变的语言，来表达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风貌。比如项羽和刘邦都曾见过秦始皇，都说过想要取代秦始皇的话。但由于两人身份地位和性格不同，说话的语气就大不一样。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前者豪放粗犷，直抒胸臆，后者企慕艳羡，不露锋芒，对比十分鲜明。

他特别注意语言的时代化、口语化，凡引用先秦典籍如《尚书》《逸周书》等的文字，大都翻译成了汉代口语，读来通俗易懂。此外，他还大量吸收民谣、谚语，以增强文章的艺术魅力。如用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表彰李广身先士卒，深得民心；用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反映人民群众对土豪劣绅的极端痛恨，这些都极为传神。

综上所述，可知《史记》是历史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它不仅影响史传和散文，唐宋以后的传奇、小说和戏曲等，也吸取其思想内容作为营养，采取其历史故事作为题材，效法其艺术表现手法来进行写作。它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最后，《史记》还是世界文史名著，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已经被翻译成英、法、俄、德好几个国家的语言，至于日本和韩国，学者们对《史记》的研究则更为深入与广泛。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史记》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上的巨大成就。

四、《史记》的编选义例与读法

本书选文五十六篇，其中五十四篇为司马迁原作，有两篇为褚少孙补作。选文绝大部分都是从本纪、世家和列传中节录出来的，八书中只选择有关卜式输金助国的故事，十表不选。为便于读者自学，选文篇幅大都不长，但每篇故事都比较完整。篇题都为编者所加，每篇正文末尾括注所选篇目。选文大体依人物性质分为帝王春秋、诸侯世家、名将风采、循吏高节、儒林事略、豪富逸事、游侠豪情、辩士生涯、滑稽幽默、刺客风云、后妃秘闻和余事集锦等十二类。

每篇选文都有注释、译文和导读。注释以扫除疑难、疏通语意为指归，行文力求简明扼要，不作烦琐考证。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准确精练，明白晓畅。导读一般包括背景说明、内容提要、中心思想概括、写作微旨提示，并尽量介绍古今学者的评议，以引导读者思维，了解文章的写作特色、思想意蕴，从而得到启迪，受到教益。

如何阅读《史记》，目的不同，方法自然有别。

但对于年轻读者来说，首先是要读懂，可以尽量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史记》，对本纪、世家、列传、书四体都作了今译，十表只译前序，可作参考。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记辞典》，将《史记》原文中的语词、人名、地名、民族、职官、著作、天文、历算、音乐、动物以及器物典制、历史事件等众多词条作了详细阐释，对阅读和研究《史记》都有帮助。其他《史记》选本、注译本还有不少，可以参考。

其次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史记》卷帙繁多，内容丰富，读时不宜平分精力，面面俱到。有些传统名篇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其字句音义、篇章结构、写作特色、思想内容，要反复揣摩，彻底通晓；有些重要章节如“鸿门宴”“火牛阵”“完璧归赵”等，则更须时时朗读，能够背诵。精读的目的是获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悟性”，熟读的目的是熟能生巧，使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

此外，我们今天阅读《史记》，还可以从中了解先秦、秦汉的历史，汲取文学创作素材，学习古人为人处世的方法等。当然，读者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去欣赏或研读《史记》，不必受上述约束。

本文为岳麓书社“名师导读”《史记（精读本）》前言，作者李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