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史100问之一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

听宋云讲故事1411 次浏览0个评论2021年05月13日
不管讲历史还是讲故事,首先要有个主人公的介绍,也就是从哪里来。今天聊聊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

写在前面:计划写一百个党史故事,野心很大,却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最后,边写边学,不管写到哪一步,都会有收获。毕竟写文章心中要有“光”,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做下去,说不定还能成本书,讲党史脚下还要有“泥”,努力做到严肃活泼,接地气,那写起来有劲,读起来也不会放弃。现在我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开聊。

不管讲历史还是讲故事,首先要有个主人公的介绍,也就是从哪里来。童话里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温柔漂亮的王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公主”,白雪公主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在那里生活的;武侠小说里则是“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尽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射雕英雄的故事要从牛家村讲起。讲历史更是如此,司马迁介绍刘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那我们学习党史,先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哪里来的,为什么叫共产党呢?

这要从20世纪初谈起,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

外患,可以说是“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带来了屈辱和泪水,每年要赔钱不说,还要给别人港口通商,出租的地方收不到租金也就罢了,自己去看一眼都不行,甚至进出口关税都要让别人管。做生意做到这份儿上,还要堆着笑和列强们谈“自由贸易”。

内忧,可以说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清政府腐朽不堪,广大农民队伍似乎又听到了先辈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唱着“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的洪秀全宣布起义,一路摧枯拉朽攻占南京。接着就是农民起义的老套路,从“均田地”的口号变成“分江山”,韦昌辉血洗杨秀清的东王府,石达开率兵出走等等,内部斗争让天平天国元气大伤,天国落幕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清政府和封建集团遭到了重重的打击,农民怎么那么喜欢起义呢,动不动就起义,难道你们是“爱起义”吗?有事不能好好商量嘛,看来农民阶级不好带。

其实清政府曾经努力过。“康乾盛世”有点遥远,但是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觉悟要改变,要自强,“师夷长技以自强”,把那些蛮夷,对不起,应该是“自由贸易”伙伴的技术学过来不就自己也强大了嘛。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建造起来,北洋、南洋、福建三大海军组建完毕,铁路、电报、邮政都有了发展,还派了大批人员出国留学。有位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回国来到福州船政局当船员,后来跳槽去铁路公司,负责修建“京张铁路”,他就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似乎一切都向着美好发展,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击碎了清政府的自强梦,看来地主阶级“洋务派”这只队伍带不动。

清政府还在努力。本以为西方列强发展得好是因为发展得早,没想到一直瞧不起的“小弟”日本也能打败自己,看来像日本一样维新,我们也有希望追赶上诸位大哥。至少康有为和梁启超坚信这点,联合上京的举子上书劝光绪皇帝向这方面努力,立宪,立宪,立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史称“公车上书”。可是君主立宪,到底是走美国道路、建立议会由资产阶级掌权,还是用英国形式,保留皇帝的象征位置呢?不管怎么样,要改革先掌权,要掌权先拿掉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大概在位的慈禧太后也想不通,明明人家英国君主立宪保留皇位的也是一位女皇,怎么大清朝立宪要除掉自己,幸亏袁世凯站到了自己一边。一首凉凉送给他们,维新运动的结果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逃亡,“戊戌六君子”血溅京城,资产阶级“改良派”输得一塌糊涂,这条改良道路走不通。

清政府说,我不想努力了。那就革命吧,孙中山联合仁人志士成立同盟会,枪声从黄花岗响到武昌,中华民国诞生了。可是没想到他们赶走了一个皇帝,又“迎来”另一个皇帝袁世凯,“骂死”袁世凯,又来了辫子军,赶走辫子军,只留下一个千疮百孔、军阀割据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好像也不能解决问题。

此时的中国就如同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都在“以西方为师”,或许是相信西方会帮助中国自强,因为“一国强不是强,大家强才是真的强”嘛。可是巴黎和会让这么一点幼稚而又美好的想法都破灭了,作为战胜国,我们的山东还要继续割让。

哪有什么大家一起强,只有不能让你强。

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都不能救,那无产阶级来试一试。救中国是一件大事,精神、物质都不能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上有了基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的是混沌世界,这里有传统思想,有妇女解放,有东西文明,有振兴实业,正当大家徘徊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提出根本解决方法,如狂风暴雨后拨开乌云见晴日,无数知识分子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想要大众了解并认可,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不现实,比较属于哲学范畴,比较深奥,还是德语版,这不是故意为难中国老百姓嘛。所以五四时期出现了大量普及性著作,像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写作风格变得简明易懂,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给大众介绍了思想,北京有个《晨报》,副刊专门介绍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上海的《民国日报》等国民党系刊物也在积极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像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都开始讨论并撰写文章,有位陈独秀更是一直独秀,干脆办了一本杂志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就是我们熟悉的《新青年》,这本杂志同仁陈望道还干了件大事,那就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让中国人读到了全本。

大家了解了马克思,看懂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自然而然成立组织来交流,来宣传,来实践,但是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还不够,正如李大钊说的,“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组织,有些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有些坚持国家社会主义,更有些认同无政府共产主义。

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中国社会党、社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局等等。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组织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还加入过中国社会党。

大浪淘沙。很多组织很快消失,而有些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社会共产党就发展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是共青团的前身。

等会,乱了乱了,好不容易从纷繁复杂的思潮中明确选择出马克思主义,怎么又变得复杂,咱们从头捋捋。

有位蔡和森同学捋得很清楚。1920年,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如果说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精神上准备好了,那共产国际为我们做好了物质上帮助。

一方面是人员指导,最初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存在。共产国际就是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后就把目光放在东亚国家,试图组织中国共产党,莫斯科同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系,也是要指导大家建立自己的共产党。大家熟悉的中国人老朋友维经斯基,就是在1920年来到中国,同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建党,第二年,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科洛夫来上海,来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是资金。从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宣传、组织、开会等等,经费就是个问题,何况要建设全国性政党,更是需要资金支持。最初只能靠自己,陈独秀、李大钊是大学教授,工资比较高,日常写写东西还有稿酬,基本都投入到小组的活动,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资助就很重要,仅仅党费莫斯科每年就援助中共中央60万元。

一切都准备好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相信大家都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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