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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为总兵官。陈钺提督军务，汪直监军，领兵至辽东，在广宁枪杀海西头目数十人，还军。朱永进封保国公，陈锁进右都御史。汪直加俸。

一四八○年春，朝廷得报，延绥边境有蒙古兵窜扰。朱永为将军，汪直监军，兵部尚书王越提督军务，分道出塞。王越依附汪直得官，临阵与汪直出轻骑，至威宁海子，俘获而还。朱永率大军西出榆林，不见敌军，马死五千余匹，王越进封威宁伯。汪直加禄米。朱永无功不赏。

一四八一年，蒙古亦思马因太师兵近大同王越佩将军印，汪直监军，去大同镇守。巡抚宣府御史秦纹密奏汪直纵旗校扰民。汪直还朝，宪宗向他出示秦纮奏疏，汪直只好叩头谢罪。

西厂重开后，虽然没有再兴大狱，但缇骑旗校侦察苛细，借端勒索，也引起朝野的不满。不断有官员上疏指斥西厂，宪宗不理。汪直权势日盛，逐渐招致万贵妃与万安等人的厌恶。东厂与西厂争功，东厂太监尚铭也密奏汪直构祸。一四八二年三月，大学士万安得万贵妃支持，上疏请罢西厂，说：“东厂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厂事出权宜，当革”。宪宗从其请，下诏革罢西厂，朝野称快。万安又请将依附汪直的王越调守延绥。汪直也于次年自大同调往南京御马监。

自大学士商辂因复开西厂自请致仕后，阁臣中万安与原值经筵的翰林学士刘吉、刘筵，对宪宗的荒怠无所规正，但求自保，被讥讽为“纸糊三阁老”。万安力请革罢西厂，谈迁《国榷》说这是“寸有所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则说是由于“结昭德宫（万贵妃）”，恶汪直浸淫。万安之敢于上疏，宪宗之准予革罢，万贵妃有重要的作用，《明史·万贵妃传》说：“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汪直当是其中的一人。

汪直调任后，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欺罔之罪。并揭露他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罗织罪状，作威作福诸事。汪直被贬为南京奉御。王越削官，编管。阿附汪直的戴缙削职为民。陈锁己令致仕，不再问罪。依附汪直的官员相继被逐。被汪直、陈钺诬陷遣戍的马文升，起为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后又进为兵部尚书。

斥逐恶宦——西厂革罢，汪直获罪，朝中为之一振。朝官相继揭发一些因缘牟利的宦官。右副都御史王恕巡抚江南，劾奏内监王敬随带厂卫十九人以朝廷采药购书为名，在苏、松、常等府，敲榨勒索，民不堪命。专弄左道邪术的锦衣卫千户王臣随从王敬矫旨搜刮。疏中指王敬等至苏、常等府倚势逼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其在江浙布政司及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银，不知有几千万，奏请“明正法典”。王恕连上三疏。东厂尚铭也揭发王敬好状。王敬下狱治罪。随从十九人遣戍。王臣被处死，传首江南。掌领东厂的司礼监太监尚铭，自汪直败后，权势日盛。擅自卖官鬻爵，并对京师富室，罗织罪状，借以敲索重贿。尚铭被押赴南京，谪充净军，在孝陵卫种菜。抄没其家产，辇送内府。太监陈准继领东厂，告诫校尉说，有大逆（谋反）事告我，其他事你们都不要干预。陈准对东厂校尉的侦察活动有所限阻，人情渐安。

佞幸与阁臣——宪宗命内宦传奉圣旨授官，求官者向内宦行贿，所谓“传奉官”授官日滥。憎继晓与李孜省向宪宗献方术得官，恣作威福。尤为朝野所愤慨。一四八三年十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王瑞，御史张稷等交章弹劾传奉官之滥。张稷上疏说：“传奉各官，至于末流贱伎，多至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有不识一丁而亦授文职，有不挟一矢，而冒任武官“若非痛加斥逐安能救止”（《宪宗实录》卷二四七），宪宗被迫贬黜传奉官十二人。李孜省时为左通政，贬二秩为左参议，以塞请议。不久之后，李孜省又复职为左通政。次年十月，刑部员外郎林俊又上疏劾僧继晓在京城建寺靡财，内官梁芳；耗费府藏，贪污家资过于尚铭。宪宗得疏大怒，将林俊下狱拷问。都督府张黻上疏为林俊辩护，也被下狱。太监怀恩伏地力争，宪宗命将林、张各杖三十贬滴出京为州官。十一月，南京兵部尚书王恕闻讯，上疏说：“人皆知此事（建寺）之非而不言，独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独张黻言之。今悉置之于法，人皆以言为讳。设再有奸邪误国，陛下何由知之？”（《明通鉴》卷三十五）疏入，留中不报。太监怀恩见到此疏说：“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僧继晓见势不妙，自请归家养母。一四八五年，因北方诸省天旱饥馑，诏群臣陈言时政得失。两京言官纷纷上疏，劾奏憎继晓、李孜省及梁芳等内宦，并历陈传奉官之滥。宪宗敕降李孜省为上林监丞。继晓已归家，革去国师称号，黜为平民，林俊、张黻免谪，改授南京散官。又斥罢传奉官约五百人。朝野一时称快。

宪宗崇信道术，倚重李孜省，这年十月，又复任李孜省为左通政，仍居原职。阁臣刘珝因与万安不和，于九月间致仕。旧臣彭时之子彭华厚赂李孜省，又与万安结纳，于十二月人阁参予机务，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时论说：“三千（贿赂）馆阁荐彭华”。次年九月，南京礼部侍郎尹直依附李孜省及万安，被召入京，改户部左侍郎，也入阁预机务。万、刘、彭、尹相互结纳，朝野侧目。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长期不召见大臣，处决政事均经内宦。晚年传旨多倚太监怀恩、覃吉。怀恩犯颜敢谏。覃吉曾在东宫，侍太子读书。两宦在朝中均有美誉。皇后王氏遇事淡然。宫廷诸事多倚万贵妃统领。万贵妃待内宦宫婢甚严。宦官每有流言中伤，诸多失实。万贵妃父万贵，秉性醇谨，每告诫子侄安分自守。万贵死后，子万喜进都指挥同知，恃势骄横贪婪，交结内宦梁芳等以贡物为名谋赏邀利，恶名扬于朝外。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年）正月，万贵妃病死。据说因怒挞宫婢后，痰涌而死。年约六十岁。传说宪宗郊祭回宫，知贵妃死，悲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万历野获编》卷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视之为“玉环之受宠于明皇”，未免比喻失当。宪宗的哀叹，当不仅是私情的眷恋，而还由于失去了一个内决政事的宫廷辅佐。这年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岁。遗诏太子祐樘即帝位。

二、弘治政绩

一四八七年九月，孝宗十七岁宣诏即位。宪宗即位时有前朝老臣李贤等辅佐。孝宗即位，前朝阁臣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万安等素有劣绩，难以服众。孝宗在东宫时也已得知他的恶名。内宦中司礼监太监怀恩位列首班。覃吉侍太子多年，素得依信。孝宗倚靠怀恩、覃吉的扶持，起用东宫读书的师保和有声望的旧臣，建立起他的统治。

更迭阁臣——孝宗即位后，怀恩即劝他罢免万安。御史也上章弹劾。孝宗在宫中见一小箧，里面都是论房中术的疏文，写“臣安进上”。孝宗命怀恩拿去问万安，“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万安叩头谢罪。怀恩即摘去他的牙牌（官员执版），说：“你可以走了。”万安罢职后回四川，已年逾七十，一年后病死。尹直也被劾免官。旧臣中只有刘吉留值内阁。孝宗另任东宫讲官少詹事刘健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吏部左侍郎徐博进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吉与徐溥、刘健成为新朝的阁臣。宪宗朝负有人望的王恕，因怀恩力荐，起为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署国子监事丘浚进呈所著《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孝宗命在福建刊行。进丘浚为礼部尚书署詹事府事。

罢黜佞幸——孝宗即位后十日，即采言官的劾议。下诏罢黜宪宗朝的佞幸，借以争取人心，革新朝政。官至署通政司事礼部左侍郎的方士李孜省以及依附他为太常寺卿的方士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边卫。太监梁芳降为南京御用监少监，闲住。都督同知万喜降为指挥使。十一月，太监蒋琮继续揭发梁芳、李孜省罪状。梁、李被逮下狱，死于狱中。

罢传奉官——宪宗末年，已对传奉官，陆续裁汰，但已授官者仍然极滥。孝宗即位后，于十月间罢黜右通政、侍郎及武职指挥金事以下传奉官至两千余人，僧道官一千余人。传奉授官者多被罢免，传升之官多被罢黜，仍留原任。

追谥太后——孝宗即位后，尊奉祖母周后为太皇太后。宪宗王皇后为皇太后。又奉两宫大后旨，追谥生母纪淑妃为孝穆皇太后，附葬宪宗陵（茂陵）。纪淑妃在孝宗立为太子前数月死去，宫中或传出种种疑言。孝宗降黜万喜后，山东鱼台县丞徐顼上疏说：“先母后之旧痛未伸。”“万贵妃戚属万喜等罪大责微”请重行追究。礼部与大臣谋议，以为“宫闱之事，不可臆度”。请在宫中密访贵妃近侍，在外逮万氏亲属鞠问。孝宗不准，降旨说：“此事皇太后（周后）、母后（王后）宣谕已明。凡外间无据之言，难凭访究”（《孝宗实录》卷三），只令万喜将累次所赏金银等，悉数还官。不久之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司马至上疏谏孝宗，说：“圣母之终，不能无疑。然太皇太后、皇太后所以保护陛下之恩亦至。似宜少抑悲思，从容审察，弗伤两宫之意。于凡先帝所行，尤当含弘广大，以盖其愆，勿轻信希冀之徒，为已甚之举。”（《孝宗实录》卷六）纪淑妃原为掳自蛮族的宫婢，宪宗私幸生子，秘而不宣。纪妃长期病苦，事涉宪宗，难以查究。移罪万妃，不免株连诬枉，难得其平。太皇太后、皇太后宣谕阻究其事，不仅为回护万妃，也还为顾全宪宗，用意是明显的。孝宗禀承两宫之意，追谥生母附葬茂陵，又采礼部尚书周洪谟议，在奉把帝后的奉先殿旁，另建奉慈殿，以奉把孝穆。孝宗得以岁时祭祀，博得孝母的美名，也避免了一场宫廷风波。

孝宗在九月间宣诏即位，至十二月，即先后完成了上述的几件大事。罢逐佞幸而不过事更张，追溢生母而不深究既往，从而较为顺利地稳定了政局，建立起新朝的统治。

孝宗弘治一朝，上承成化时渐趋稳固的政局，继续保持长期稳定的局势，号为承平。在国家建设中，先后做出了两项业绩。

治理河患——元朝末年，黄河曾在开封、曹州至济阴等处决口，酿成大患。贾鲁修筑堤埽，使黄河归于故道。明朝建国后，一三九一年，黄河在原武决口，东经开封城北，南至项城，又东经颖州、寿州，入于淮河。元朝修建的大运河会通河因而淤积。永乐时，曾修浚会通河，以通漕运。英宗正统时，黄河又在荣阳决口，经曹州、濮州，冲击会通河与黄河交会地带的张秋镇长堤和沙湾东堤。景泰时，黄河又在沙湾堤决口，右金都御史徐有贞奉命治河，自张秋向西南修渠数百里，以平水势，名为广济渠。孝宗即位后，一四八九年，黄河在开封及黄陵冈决口。次年，又在原武决口，分为三支泛滥。一支自封丘经祥符、曹州、濮州，冲决张秋堤，一支出中牟，下尉氏，另一支泛滥于兰阳、仪封、考城、归德等，下至于宿州，江为大患。户部左侍郎白昂前往治理。在阳武筑长堤以防张秋。在中牟引水入淮河。修浚宿州古睢河，以连通泗水。北塞南疏，使水患得以暂时平息。

一四九二年，黄河又在张秋决口。次年，命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金都御史前往督治。一四九四年二月，张秋再次决口，众议纷坛。刘大夏受命后，沿黄河千余里考察形势，与山东、河南守臣集议督治之法。以为张秋乃下流咽喉，不可即治。应先治上流，再筑长堤。刘大夏等征发民丁数万人在上流西岸开凿月河三里许，引入旧河道。又在中牟别开新河一道至颖州东入于淮河。由陈留至归德，修浚淤河，分二道入淮。在黄陵冈南修浚贾鲁旧河，由曹县出徐州。河流既分，水势渐平。起河南胙城北经滑县、东明，东历山东曹县、单县，至于徐州，长三百六十余里。四月间，再塞张秋堤，改张秋镇名安平镇。刘大夏治水功成，孝宗下诏褒赏，进为户部右侍郎。协助刘大夏治水的山东参政张缙进为通政司右通政，代刘大夏继续治河。张缙相度形势，随时修浚。又在张秋决口之东，砌石岸数里，以固堤防。一四九五年初，刘大夏又请筑塞黄陵冈等处，以疏导黄河南流。二月间完工。黄河经徐州入运河，恢复南流故道。黄河水道，经刘大夏等治理后，孝宗一朝，不再有水患发生。

编修会典————四九一年十月，丘浚以礼部尚书入兼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刘吉致仕。一四九五年二月丘浚病死。礼部左侍郎李东阳、詹事府少詹事谢迁，入值内阁。一四九七年十月，孝宗敕谕阁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编纂明朝开国以来制度典章。谕“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系年，汇列于后，粹而为书，以成一代之典。”（《孝宗实录》卷一二三，《大明会典》卷首）孝宗敕定书名为《大明会典》，以徐、刘、李、谢为总裁官。徐溥年已七十，于次年致仕，会典的编修，历时四年有余。遍采内廷所藏诸司职掌等书及官府籍册，分馆辑修。依孝宗所订体例，“百司庶事以序而列。官各领其属，而事皆归于职。”（孝宗《御制大明会典序》）全书凡一百八十卷，于一五○二年十二月修成。由刘健等奉表呈进。孝宗敕令刊刻，颁行全国。会典的颁行，不仅保存了历朝制度沿革的纪录，也使官府行政，有所遵循，意义是重大的。此后，正德、嘉靖间续有修订，万历时重修刊布，流传后世，也为清朝编修《大清会典》提供了范例。

三、内宦与外戚

孝宗即位后，臣下称誉“太平无事”，仍依宪宗的先例，从不召见大臣议政。章奏批答均经由内宦，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孝宗在位数年，即逐渐倦政，崇信道术。表面的太平掩盖着重重的矛盾，朝廷的种种积弊也在发展。一四九七年二月，大学士徐博等上疏说：“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疲敝，阎阎穷困，愁叹之声，上干和气”。“将来之患，的然可忧”（《明史·徐傅传》）。三月，孝宗迫于阁臣之请，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阁臣，授以诸司的题奏，说与先生们商议。徐傅等拟旨，呈孝宗改定，各赐茶一杯而退。这是一四七一年宪宗召见大臣二十六年后，又一次召见大臣，满朝称为盛事。此后，孝宗长期不见大臣，依然经由内宦，在宫中决事。

司礼监太监怀恩，在弘治初年病死。孝宗赐给祠额，题为“显忠”，是宦官中难得的忠良。此后，孝宗倚信的太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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