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尘事丨许蚕千古文人发财梦(上)

本文写作于2015年，因忙于生计，文章写得断断续续，现集中修订一次，分三次发出，聊作存档。

千古文人发财梦（上）

许蚕

一

林语堂年轻时雄心勃勃，老琢磨着要研制一种简便好用的中文打字机。老林写文章是一把好手，一部现代文学史，怎么写也绕不过他的名字。但文章写得好不代表别的事也能做得好，他从22岁着手，到53岁（1947年）收工，断断续续地花了30来年，砸进去12万多美元，才总算把这打字机给鼓捣出来，周期那叫一个漫长。

就这效率，再好的项目也得黄了，更何况他运气不好，打字机问世之时，正值烽烟弥漫之际，不是投产的好时机， 结果自然是赔得一塌糊涂。

我早年思想比较单纯，曾经相信过一个前辈的说法，认为林语堂投资打字机是想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一个大大的贡献。但等我弃文从商，将心比心之后，觉得老林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发财，研制打字机不过是他发财的一个手段。这项目要是真的做成，他老兄从此日进斗金，就变成中国文人的首富了，搞不好还能捞个“当代毕昇”的称号，真正是名利双收。

哪晓得事与愿违，大项目做成了大窟窿，逼得老林抹下脸面去跟他作品的出版商赛珍珠借钱，赛珍珠早就认为他这事不靠谱，一口回绝。关系就此尴尬，两个老朋友渐行渐远。

其实林语堂干过的这档事，人家马克·吐温早就干过了。马克·吐温45岁时，被一个叫佩吉的人忽悠了，投钱去搞打字机。他是美国人，做的当然是英文打字机，但打字机当时属于高科技，不管英文还是中文，都不是那么好做的。佩吉的承诺是很快就能成功，谁知直到马克·吐温岁近花甲（1894年），前后花了19万美元，这承诺也没能兑现。

这个钱数现在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巨额，但那可是19世纪末期的事儿，彼时一个美国人的收入是多少呢？

我手头有一份1900年美国人的收入资料，虽然比马克·吐温投资打字机的年代晚了一些，但也大致可以做一个参考——1900年，美国的平均薪水是每小时0.22美元，普通工人的年收入在200美元至400美元之间，精英人士的收入当然要更高，人均年收入则大约是450美元。再看看现在，美国社会保障总署公布的2014年人均年收入是46481.52美元，这之间相差了100倍多，粗略换算一下，马克·吐温损失的19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900多万美元。

如果嫌这个算法偏高的话，还可按购买力来计算，彼时1美元约等于现在的30美元，则老马的损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70万美元。

若是从他开始投资的1880年开始算起，这两个数字还要高一些，怎么看可都是亏大发了。

做生意做熟，文人搞实业，就总爱绕着文化这两个字打转转，林语堂如此，马克·吐温如此，比马克·吐温早生30多年的巴尔扎克，也干过类似的勾当。

巴尔扎克当年也是一心想发财啊。为了挣大钱，他年轻时写过不少黄色小说，因为这些东西销量大，书商给的钱多。当然这些小说，他也没好意思署自己的名。不过黄色小说的稿费再高，那也是有数的，都得靠一个字一个字写，这得写多少字才行呢？

老巴着急了，于是心一横，拿写小说挣的钱去搞出版，接着又办铸字厂和印刷厂。这几项产业都是没撑多久就先后倒闭，他赔得差点没裤子穿，前后欠人近10万法郎（巴尔扎克生活在19世纪上半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大致换算一下这10万法郎在现在值多少钱），没办法，只好重新拿起笔，靠码字去挣钱还债。

这债欠得太多，他写了那么大一堆《人间喜剧》，也没把债还清，逼得他成天想去吃软饭，隔三岔五给一个俄国贵族夫人写情书。但人家贵夫人见他小说虽然写得好，长相却有碍观瞻，而且经济实力太差，所以一直犹豫不决，闹得巴尔扎克前前后后写了18年情书方才抱得富婆归，这软饭吃得那叫一个艰难。

而且他命不好，这软饭也没能捞上几口。因为写作过度累坏了身体，结婚后才五个月，这位一辈子为钱所困的天才小说家就撒手西去，时年不过51岁。

杜老师人到中年后，一般骑的都是驴，而不是马

二

说到古今中外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大家，一般老百姓总以为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诗文一样雅致，所谓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名字都像是高档楼盘，听起来就很诱人。

但雅生活就像女明星，追上她总是需要资本的。兰亭雅集的主角王羲之、谢安等人都出身于名门世家，生下来就是有钱花、有官做的主儿。至于没这好条件，日子过得潦倒的穷文人，那就只能在墙上贴几张女明星的海报。比如说杜甫。

杜甫虽然也出身世家，往上好多代都做着官，但唐朝的世家与晋朝的世家已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后代做官没那么容易了，杜甫的老爸杜闲级别不够，杜甫没有靠门荫入仕的资格，要想当官就得自己去考。他两次参加科举，第一次是24岁那年，在洛阳，没考上；第二次是35岁，在长安，点背，因为李林甫的一句“野无遗贤”，所有考生全部落榜。

没能考上进士，杜甫就吃不了官饭，再加上此时他父亲已去世五六年，无老可啃，生活日趋艰难。无奈之下，跑到市集上摆地摊卖草药挣钱糊口，哪还有闲钱和闲心去玩什么高雅。

要想过上雅生活，就得有硬通货，这个简单的道理杜甫当然懂。但练摊挣钱实在太少，想靠这个发财比较艰难，于是他放下自尊，“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立志跟土豪交朋友，又向贵人赠诗，又向皇帝献赋，力图走上层路线捞个官当当。

就这么着混了个八九年，最后总算得到一个叫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负责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官虽然不大，不过好歹也算是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口安稳饭吃。

他兴冲冲地跑回家报喜——因为在长安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还缺吃少穿的，他把家安顿在奉先（当时奉先县令是他妻子的族亲），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蒲城，离长安大约110公里，今天开车不到两小时，看起来很近，但当年骑马得走两三天，杜甫一般是骑驴，那就至少得三四天——才知道小儿子已经饿死了。而且他老人家的运气跟巴尔扎克差不多，这口官饭只吃了一个月，安禄山就造反了，半年后唐玄宗领着一帮高官跑路。此后烽火连天，山河破碎，他基本上就是到处漂泊，除了在成都靠朋友帮忙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大多数的时候都穷得叮当响。

最后他漂泊到潭州，碰到湘江发大水，被困得九天没吃上正经饭，等被当地的县令救出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胸。县长请他吃了一顿牛肉，还喝了几杯小酒，结果吃得太多，油水太好，他可怜的肠胃平时吃野菜吃惯了，哪受得了这个啊，回去就闹毛病，当夜就撒手人寰。

这么个大诗人，硬叫穷困给折磨死了，想起来就令人唏嘘不已。

常有人说“诗穷而后工”，还老拿杜甫做例子，说他的诗就是在穷困坎坷后才越写越好。其实这都是在鬼扯，诗写得好不好靠才华，跟穷不穷的没关系，穷与不穷，坎坷与不坎坷，顶多因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写诗的题材有所不同。杜甫年轻时不穷，还不是照样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比杜甫早个十来年的李白，虽然一辈子也没发什么大财，但他老爹经商家资殷实，自己的四任老婆（有一个没办手续）中有两个都是宰相的孙女，而且唐玄宗还给过他一大笔遣散费，所以小日子一直过得还不赖，看上去潇洒风流，有时还包个歌妓去游山玩水，也没见他诗写得差了。

“诗穷而后工”最早是欧阳修说的，欧阳修早年贫困，没见他写过什么好诗，后来考上进士，娶了富贵人家的女儿，此后就一直当官，过着“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美好生活，诗文倒是越写越好，最后混进了唐宋八大家。所以他说这话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然，也可以把政坛失意之类归于“穷”，欧阳修因为搞改革，被贬过几次官，但都是滁州太守、扬州太守之类的地方实权派，后来还当上了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等高官。

这种境遇比起杜甫的遭遇，那不是天上人间，而是天上和地狱的差别。这要也算是“穷”，那我很愿意这么“穷”下去啊。

这么一比较，你就会明白林语堂和巴尔扎克等人为什么一门心思想发大财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想活得尊严体面，最好的当然是高官显贵，如果搏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非暴富无以解忧。

马克·吐温年轻时长得帅，小伙子颇有点阿汤哥的风采，所以能够博得白富美的芳心

三

文人想发财，多爱搞出版。

前面说过，巴尔扎克做的第一项生意就是搞出版，他的计划是出版一些名家比如莫里哀和拉·封丹等人的袖珍本全集，内容靠谱又卖得便宜，发行量一定上得去。这算盘打得好像挺不错，老巴为此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不但操刀写序，还找人画了精美的插图，筹划得很是精心。

如此这般忙活了一年多，书终于出版了。初版印了1000册，卖出去多少呢？区区20册！

搞出版虽然也是一门生意，但毕竟跟文化沾着边，干得好了就会名利双收，你看萧统和蘅塘退士，两人也是文人，写的诗文却没什么影响，但一个编了本《文选》，一个编了本《唐诗三百首》，愣是都混成了文化名人，这就是搞出版的好处了。

所以从古至今，这门生意都是文人生财的第一选择。这生意巴尔扎克干过，马克·吐温、林语堂也干过。

马克·吐温做出版还不止一次。他第一次做的是报纸，1870年他与纽约州一个标准的白富美奥莉薇娅·兰登结了婚，婚后就开始编辑发行《快报》，干了一年，赔钱赔得撑不住了，没办法只好转让给别人。马克·吐温穷孩子出身，之前从未发过财，所以他这出版报纸的本钱来路可疑，十有八九是老婆出的，有点吃软饭的嫌疑哦。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对马克·吐温这种天分极高的大师来说，承认自己没有发大财的能力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所以到他50岁，凭一支生花妙笔混得声名如日中天之时，他又开始心痒难耐，再度投身于出版业。

当时他的小说已经非常畅销，很多出版商靠出版他的小说都发了财，肥水不流外人田，他干脆自产自销，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自己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销量很不错，算是打响了第一炮。

接着他出版了《格兰特将军回忆录》，靠着这位将军兼总统的名人效应，这本书十分畅销，共赚了64万美元，他转手给了格兰特将军的遗孀42万美元，让老太太安安心心度过了晚年。——瞧瞧，这哪是做生意的料啊，别的书商都是想办法克扣作者的版税，他这么有良知哪挣得了大钱。

虽然前两仗打得不错，但马克·吐温文人心性，浪漫的想象力超过经营上的管控力，此后的他开始跑偏，先是盲目扩大业务，中间又经历了经理人出走，总而言之一个经营不善的公司该遇到的问题他都遇到了。

在勉强维持10年之后，时间到了1894年，经济危机晃晃悠悠地来了，漫不经心地随手推了一下，马克·吐温的出版公司就像大地震中的教学楼一样轰然倒塌。一算账，赔了9.4万美元，加上做打字机赔的钱，老马灰头土脸地破了产。

与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出版图书不同，林语堂主要是办杂志，他在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到了1952年，又在美国与人合办《天风》杂志。林语堂主编的杂志中，最著名的是《论语》，但杂志是邵洵美的，因为报酬没谈拢，他和邵老板不欢而散。《人间世》是与良友图书公司合作的。《宇宙风》中他是大股东，可以算是他自己的事业。

这些杂志中，《天风》主要是林语堂的女儿女婿经营，且不说它。《人间世》只办了1年多时间，出版了42期，这么快就寿终正寝，是因为发行量很一般，亏损严重。寿命最长的是《宇宙风》（林语堂于创刊第二年应赛珍珠之邀赴美发展，杂志交由他的三哥林憾庐和另一个股东陶亢德负责），前后历经12年，出版了152期，发行量最高峰时达到了45000册，在当时也算畅销杂志，但《宇宙风》办刊时正值日本鬼子侵华时期，光办公地址就换了好几回，从上海到广州到香港到桂林到重庆再到广州，这么折腾还能赚多少钱呢？

巴尔扎克是法国人，马克·吐温是美国人，这两个国虽然现在阔得很，是贪官大款们争相移民的好去处，但要是比起祖宗，那可就是我们阔了。所以说到文人搞出版，咱们这个国可算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林语堂不过是一个比较近的例子。

要说咱们国家的出版史，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那儿，孔子是教育界的老祖宗，但一般人都没注意到，他老人家事实上也是出版业的祖师爷。他编辑修订的《诗经》、《春秋》等书畅销了多少年啊，这可惜这卖书的钱都让后人挣了，他当年一分也没落上。

但没落上钱并不代表孔子不想挣钱，子曾经曰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要是能发财，哪怕是赶车，我也干；如不能发财，那还是随着我的兴趣来吧。）

要说这古今中外的大宗师中，就得数孔子最合我的脾气了。因为他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想当官想发财——当然他讲究一个道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又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跟老婆闹别扭了还可能会骂骂咧咧地说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看就是人间烟火，亲切得很，见了面说不定还能拍拍他的肩膀叫一声“老孔”。

他不爱玩虚的，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学说是世俗的，他反对神，当然更不会把自己当神，后人也就很难把他往神的路子上塑造，我觉得这就是儒家最后没有成为宗教的真正原因。

话扯得远了，继续说发财的事儿。

冯梦龙像，吴华光绘

四

因为有孔子这个带头大哥做榜样，后世的文人对编书出书那是趋之若鹜，所谓“刻他一部稿，讨他一个小”，出版一本书跟娶个小老婆一样，都是文人的远大理想。

不过出版业真正成了一门生意，那已是到了宋朝的事儿，宋朝政治开明，教育和文化都发达，读书人多了，买书的人自然也就多了，最关键的是印刷术越来越进步，图书终于可以量产了。

等到了明朝，出版业已经蔚为大观，涌出了许多响当当的出版人和编辑，比如说冯梦龙，以及被满清政府砍了脑袋的金圣叹。

但这个响当当指的是名声，至于当当响的数钱声，在冯梦龙和金圣叹那儿可就很难听到了。

先说冯梦龙。老冯是文学大家，也是编辑大家，他编著的《三言》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著。老冯还出版过长篇小说，他把余劭鱼二三十万字的的《列国志传》扩充到七八十万字，名曰《新列国志》，后由蔡元放改编成《东周列国志》。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是比不上四大名著了，但却绝不会逊色于当代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你把莫言、陈忠实、贾平凹、阿来等人的小说都掰掰，能像《东周列国志》这样流传几百年的会有几部呢？

另外，像《智囊》、《情史》、《笑府》这样著名的笔记，以及传统国学（经史子集）新解之类的常销书，冯梦龙也编纂了好几十种。

就是这样一个质量、产量双丰收的牛人，他的境况又如何呢？冯梦龙在文章中说到自己，用的大多不是什么好词，不是“落魄奔走”（《情史叙》），就是“奔走多难”（《春秋衡库发凡》），总而言之一付穷困潦倒的模样。

这些当然可以是真的，但也搞不好是他怕别人找他借钱，故意哭穷，所以我们得去找个佐证。比他晚一些的褚人获（《隋唐演义》的编撰者），在《坚瓠续集》中说冯梦龙混得很差劲啊，有时候竟然到了没饭吃（绝粮）的地步。

这么看来，冯梦龙的穷那是真的了！我的老天！这出版业真是太不好混了！写到这里我对着空调倒吸了一口冷气，站起来在编辑部中溜了一圈，不禁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再说金圣叹。金圣叹是个很有趣的人，被满清政府砍头前还有许多金句流传，比如：“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又如：“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但搞笑向来是演员的饭碗，金圣叹靠这个可糊不了口，他的正儿八经的职业也是搞出版当编辑，而且成就可观。

他最出名的项目是70回的《水浒传》，不但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三百多年后批《水浒》时，还被人顺带着提溜起来狠狠批判了一番，说他腰斩《水浒》，就是在掩盖投降派宋江的罪恶行径。而且他还跟得上社会需求，编辑过《才子必读古文》这样的科举参考书，类似于现在的高考教辅，卖得很不错。

但就算这样，金圣叹的生活如何呢？

他在中年时写过两首诗，一首说：“先生奇策不堪论，亭午清斋水一盆。彭泽妻孥相对饿，鹫山主伴自称尊。”另一首说：“今冬无米又无菜，何不作官食肉糜。邻舍纷纷受甲去，独自饿死欲底为。”

也就是说，他跟冯梦龙一样混得很惨，连累着老婆孩子经常跟他一起饿肚子。

冯梦龙和金圣叹搞出版为什么发不了财，这个我倒可以帮他们解释一下。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所以秀才造反时总得跟着个老大，萧何跟刘邦，吴用跟宋江，刘伯温跟着朱元璋。这文人做个出版也一样，真正自主经营的少，跟着书肆老板混的居多，比如说冯梦龙的《三言》就是由江苏吴县一家叫天许斋的书肆刊印的。这样做风险小操心少，但收益当然就很微薄。

这么一说冯梦龙和金圣叹算不得真正的出版人了，但他们在出版业讨生活却是肯定的，以他们担当的角色和贡献，至少也算得上是一个总编辑。

不过就算冯梦龙、金圣叹自己当老板，就能改变局面吗？恐怕也悬乎。

以这两人的编辑能力和文学才华，编个畅销书出来那是肯定没问题的，手头再有一些流动资金，找个印刷厂把书印出来也不是个事儿，关键问题是要把书卖出去，这个环节就牵涉到别的能力了，比如说营销才能，或者说把营销人员组织起来的管理才能等等，一个人显然很难具备多方面的才能。

就算冯梦龙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要把图书销到全国各地，他还得找书商。书商也是商，是商人就有赖账的，而且商人赖不赖账很多时候不是取决于他的信誉，而是看欠账的对象，欠账的对象是土豪恶霸，那就赶紧还了；是冯梦龙这样无权无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那就不妨赖了。

做出版总得有个成本，在冯梦龙那个时代，成本尤其高，这样的奸商碰上两三个，冯梦龙就得血本无归。当然这些都是根据我多年的革命经验做出的揣测，不过古今同理，想来不会差到哪儿去。

事实上冯梦龙也确实当过老板，万历四十八年，他自刻了一本《古今笑》发行。两年后，改名《古今谭概》，改由苏州一家叫叶昆池能远居的书肆印行。可见他自己刻印发行的效果不理想，不然也不会卖版权。

要说古今中外的文人，像冯梦龙和巴尔扎克这样试图在出版业讨生活的，可说是不计其数，但大多光景不佳，能混口饱饭吃的就算是成功者。即便到了出版业飞速发展的20世纪，情形也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像金庸那样小说写得好报纸生意也做得好的文人微乎其微。

看来这文人投身出版业，发财的希望那叫一个渺茫。没办法，只能另寻别的财路。好在孔子已经用他的行动为文人指明了另一个生财之道，那就是——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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