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读书日丨丨传世经典《诗经》

西财行知学生会1143 次浏览0个评论2024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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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开始,

中国文学的总源头,

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献典籍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五经”。“五经”中影响最广,感人最深者,则莫过于《诗经》。《诗经》共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在内容上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诗经》的影响。

在中国文献典籍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五经”。“五经”中影响最广,感人最深者,则莫过于《诗经》。故《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得失”,言其伦理道德功能;“动天地,感鬼神”指其情感功能。正人之行、动人之心的双重功能,确立了《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4]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

诗经|的美

草木之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鸟兽之美:“关雎鸠,在河之洲。”

衣着之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情感动人:“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季节之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诗经在美的同时,也对不少中国名家的名字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影响。琼瑶、屠呦呦、王国维、林徽因、梁思成……名取字均出于《诗经》。

梁思成名字出自《诗经·商颂》:汤孙奏假,绥我思成

林徽因的名字出自《诗经·大雅》: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诗经|读法

一是须破除的是20世纪对《诗经》性质的认定。

二是须破除的是把《诗经》作为“古典文学知识”的观念。

三是 须破除的是“创新”观念。

诗经有着史学与经学的解读,文化与文学的解读。

1.史学与经学的解读

历代治《诗》者派别立而思想歧,因其所吟据实,有将其用作史料的,如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述周王朝政事,就多引其以为佐证。

既因后稷曾孙“务耕种,行地宜”而称“诗人歌乐思其德”,事见《诗经·大雅》之《公刘》篇。

又因古公亶父“修复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而称“民皆歌乐之,颂其德”,事见《周颂》之《天作》篇和《鲁颂》之《閟宫》篇。是为“史学的解读”。

也因为从来受到推崇,有孔子删述在前,汉人推尊在后,直至被奉为六经之首,故又有所谓“经学的解读”。

2.文化与文学的解读

说起“文化的解读”,其实并不新鲜,前辈闻一多早有实践。

他曾在《风诗类钞·序例提纲》中,将历来治《诗经》的方法归结为“经学的”“历史的”和“文学的”三种,而将他自己倡导的读法命名为“社会学的”。

具体地说,是以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调用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法来还原诗的原貌。

他称自己之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是希望能“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在这种视野和方法的烛照下,许多作品得以洗脱硬加在上面的重重负累,裸出了本来的意指。

风教说更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庄严,几乎近于崩塌。

这比传统诗经学通常基于考据、训诂,通过典籍互证来解说文本,探究人物、场景和事件背后的真实意思要准确许多,也深刻许多。

正是有此垂范,今人叶舒宪直接把风诗断为情诗。

其中既可见到闻一多的影响,也综合了朱光潜、陆侃如、陈梦家、周策纵等学者的研究。

而就如今的观察,其背后显然还有《周易》及其所揭橥的天人交感哲学的潜在影响。

《周易》前30卦“明天道”,后34卦“明人事”以咸卦居首,是因男女交感及婚娶是人事之本、之基,由此一事可推言天地万物和政教伦理。

说完这些,最后可以说说所谓“文学的解读”了。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虽不同程度受到原始巫术的蛊惑笼盖,终究植基于先民的生存实践,传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共同享有的活泼泼的原始伦理和生命体验。

在那里,几乎不存在凭幻想虚构的超现实的神话世界,人们关注人间,眷怀土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又几乎忽略对异己力量和诸神的畏服,而只有对先祖发自内心的崇拜和对高远绵绵无尽的感念。

这些都使它成为立足于现世人生这一华夏文学传统最重要的基石。

在此基础上,它开启了抒情文学不间断发展的长河,为中国文学确立了不同于东西方其他民族文学特有的体派与格调。

它由风、雅、颂组成的诗本体,虽贯穿“天命靡常”的敬畏意识,“聿修厥德”的尊祖诉求,以及“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宗法理想,但借助于“风雅”“比兴”,还是以浑然天成的叙事、言理和抒情技巧,形塑了后世文学的发展路向。

尤其是对比、比兴超越修辞手法的成熟运用,开辟了假物指事、化景物为情思的传统,以致后人即使抽象言理,也必须挟情韵以行。

至于它所造成的多重暗示和曲折象征,赋予了抒情艺术更丰富含蓄的“内部语言”,令千载以下的人们,读后既感佩其出言的爽利和天真,又不能不佩服其气度的优雅和从容。

对此,即使善用汉学方法治《诗》,并集其大成的清人如姚际恒、马瑞辰等也不得不拜服。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们,就是这样以不同的眼光,结合各自的身世遭际和知识趣味,读《诗》解《诗》,最后都将个人的感受,落实在性灵的洗发与情感的陶冶上,进而将对它的感动归结为文学而非经学,归结为诗的熏化,而非经的训教。

也正因为是这样,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会感叹,会发问:“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

既指出了诗之于中国人精神教养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因为植基于现世人生,它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事实。

而这一特点之能形成,《诗经》无疑是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的。

诗经中的这些诗词,是地里自由而蓬勃生长的野草,是每一个季节里馈赠的礼物。我想,生命如果在这些诗词里归原,应该会永远丰盛至此吧。

下面让我们来检测一下大家的阅读成果

下期我们带领大家学习《中国哲学史》

敬情期待

主编 |侯旭杰屈文博伍屹阳

副主编|李夏莹张嘉怡刘薪沂

美编 |郝小楠 余王鹏

文字来源 |新媒体联合会

助编|梁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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