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行丨穿过思想的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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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思想的密林

文/独孤行

过去，由于受当时教育和自身知识的影响，总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眼光看问题，对许多社会知识的判断，总是非黑即白，非错即对。

读《毛选》，毛主席在开篇就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学习理论，只有马恩列斯毛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而那些修正主义，如伯恩斯坦、普鲁东、巴古宁，都是荒谬绝伦的反动的东西。

看太平天国，洪秀全、冯云山、陈玉成是好人；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是坏蛋。评法批儒，只有王安石是好人，司马光、苏东坡都是坏人、顽固派。尤其是学习政治及其历史时，总是不明白反动的东西那么坏，为什么也会有人相信？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支持正确的东西，不支持那些正确的人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尤其是当我涉猎了一定的理论方面的书籍之后，渐渐地觉得，很多事情并非我原来想象得那么简单。是非对错，并非如黑和白那样分明。比如我们曾批判的修正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等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他们的一些观点也可以说有点道理。你把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结论，当成一点也不能改动的教条，同样在现实中行不通。所以，列宁首先就改变了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实现的论点（不管这变的是对还是错）；毛泽东也没有拘泥于先攻占城市再解放农村的革命道路模式；邓小平还打破了计划经济模式，推行市场化改革。

这说明了人类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可以说是复杂的，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所以，对人类社会问题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许多哲人智士穷尽毕生精力，研究人类社会问题，都希望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为人类社会设计一个理想的方案。

中国从古代老庄的“无为世界”，儒家的“尧舜社会”，到洪秀全的“天朝理想”，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外国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莫尔的“乌托邦”，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更多的思想家则是为人类的社会制度提出改良方案，如中国儒家的“仁政”“礼教”模式，法家的刑罚制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法制社会，近代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边沁、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等。尽管这些思想理论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些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但是也没有一种方案尤其是理想社会制度设计的方案，能以其完美无缺的设计在人类社会得以纯粹的完全的实现。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不需要补充发展的。所以说，人类社会生活好比是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而众多的五花八门的理论则是这棵大树上繁茂的叶子，尽管这些叶子曾反映了这棵大树的旺盛的生命力，但是这些叶子终究会变黄，会凋零的。有位思想家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尽管每个思想家都想把自己的理论搞得尽可能完善，甚至每个思想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论很完美。但实际上每种理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甚至都有夸大其辞、危言耸听的一面。

比如对于纵欲和禁欲问题，纵欲主义者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享受，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否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人追求自己欲望，满足自己欲望的努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古希腊犬儒主义，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以及众多的经济理论学派都是这种观点。

而禁欲主义者则认为：人生之所以充满痛苦磨难，就在于人自身的欲望，欲望不能满足就会产生痛苦；同时，这个世界就是欲望太多，人欲横流才充满了灾难；如何摆脱灾难痛苦，出路就是克制，甚至消灭自己的欲望，“无欲则刚”，没有欲望则没有了痛苦纷扰。

众多的宗教文化，如基督教、佛教，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中国的宋明理学等则是持这种观点。纵欲禁欲，谁是谁非，都有道理，但都太绝对。

又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者认为：人是目的，其它的，如国家政府、法律制度都是手段，都是为个人这个目的服务的；如果政府及其法律制度妨害了个人的自由，影响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就应该更换政府，改革制度，修改法律。更有极端个人主义者甚至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集体主义（包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者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人只有在集体中、社会中，才能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才能得到发展，没有集体(国家)，就没有个人；所以，个人要以集体为重，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和生命，以保卫集体（国家民族）的安全，否则，个人的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障。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谁正确？纵观古今中外大部分独裁专制政府的所作所为：蔑视生命的价值，无视个人的权利，肆意践踏国民的尊严，任意剥夺国民的财产，把人民变成政府的奴隶，制度的工具等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个人主义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每个人都不受制约，为所欲为，就会进入霍布斯所描述的“人与人的战争的状态”，我们都没有安全。所以说也是都有道理，也都太绝对。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些礼节、道德的约束，如中国儒家孔子一生所作的努力，这样才能使人类摆脱一些野蛮的习俗，进入文明社会。但是，过分的道德要求，就会压抑人性，使人变得虚伪和阴险，如老庄所批判的那样“智慧出，有大伪”，“窃钩者诛，窃国者王”。

尤其是联系当今的现实，谎言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人对一些谎话习以为常，反而觉得一些讲真话的人有点不正常，“假作真时真亦假”，真是走向了文明的反面。还有，当我们面对工业化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时，我们能说老庄和卢梭的自然主义没有一点道理吗？

众多资产阶级思想家从人是自私的，人的自利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出发，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而马克思则从对人类不平等和存在压迫剥削的分析中得出，罪恶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提出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自由主义原则，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马克思则从分析经济危机出发，提出了计划经济的主张。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马克思的正确性。

资本主义垄断的出现，实际上是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对计划性要求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凯恩斯主义以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更加证明了解决经济危机必须实行计划控制，即实现供求的平衡。因为科技的发展，已是一种商品的生产如不控制，就完全有超过需求形成过剩的可能，所以要避免产品过剩，必须实行计划控制。

但是，社会实践也证明了纯粹的计划经济行不通。还有针对性善、性恶之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每一种观点均有其翔实的理论依据。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与潜意识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实证主义等等，我们能说它们没有一点价值吗？

社会生活是博大的丰富的，尽管每个思想家都想穷究其全部内容，但因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专业知识、生活阅历以及生活环境等等的局限，每个思想家所反映的只能是人类社会生活某一方面、某一阶段的知识和真理。

从古至今，产生了许多理论流派、观点，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个理论正确，那个理论一无是处。就好像反映雄伟的布达拉宫，有人从远处拍照，有人从近处拍照，有人从正面拍照，有人从侧面拍照，有人从高空拍照，还有人进里面拍照，你能说谁照的不是布达拉宫？你又能说谁照的是最全面的？只能说每个人选取的角度不同。各个角度综合起来才能反映布达拉宫的全貌。

同样，各种哲学思想、各个理论流派，也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样也是选取的角度不同，分析社会的切入点不同。

中国古代的道家以“阴”和“阳”为理论支点，阐释和分析世界万象，把一切事物现象都解释成阴和阳冲突、平衡作用的结果；儒家以“礼（秩序、等级）”和“仁（爱）”作为思想的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伦理体系；马克思以“存在”和“意识”为基本点，解释宇宙和社会问题，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弗洛伊德以“性”和“性压抑”分析为基础，建立了精神分析理论，把一切社会问题都解释成“压抑”与“反压抑”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经济问题，如宪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而一些法学家则把一切现象都解释成法律问题，如把商品的买卖说成是权利的转移；等等。就其特定的角度、特定的条件来看，它们都是正确的，至少说有一定的合理的成份。“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正是有这些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理论流派，共同构建了丰富博大的人类思想文化的宝库。正是有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的思考和探索，我们的人类才有了今日的文明和进步。我们应该向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但是，不能否认每种理论都很偏激，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都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也正是这一点，才彰显了各个理论流派的特色和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也正是由于偏激和夸大，使每种理论才能把它所关注的问题阐述得更清楚、分析得更透彻，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促进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就不能完全依照某一个理论模式去实践。

我不赞同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出的由“哲学王”治国的思想，其原因就是哲学家的思想比较偏激（孔子、亚里士多德等属例外），以偏激的思想改造社会，将给社会带来灾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一次实践。毛泽东主席本人就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他依照自己的思想理论来治理国家，形成了一套冒进的路线。所以，在社会实践中，我们需要的是中间道路，不能左也不能右。

两千年前，中国有一个叫子思的儒者，写了一本叫《中庸》的书，被尊为儒家经典著作，专门讲社会实践方法的选择问题，主张在“过”与“不及”两种偏于极端的意见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持中之道。而差不多与子思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中庸的思想，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讲道：“善德就在于行中庸，则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他提出：“在一城邦中，所有公民可分为三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服从理性”。

中西两个相距遥远且无法沟通的思想家，差不多同时提出了中庸之道，恐怕绝不是我们有些所谓的理论家所批判的那样，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人们生活在社会中，由于各自的利益差异，必然存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应当用调和、协商的办法，而不能只靠残酷斗争一种形式，否则，真变成了霍布斯所形容的人与人的战争状态。

尤其是在科学和文明比较发达的今天，和平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主题，人们有了矛盾更应以和平的手段解决。就是一些军事家在其著作中也提出，用兵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不是一个国家统治者首选的办法。

当今的民主政治就是各个集团、各个团体、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平衡，既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也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更不是你死我活，一派压倒其它派，对其它派实行专制统治。“物极必反”，任何一个极端就会招致另一个极端。所以，最好的也是最合理的办法，就是走中间道路。

这就是我穿越思想密林的一点收获。

二00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日

（图片来自网络，致谢，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独孤行，本名任群英，研习经济与法学学业，从事金融工作。爱好文学，出版有诗歌随笔集《风中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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