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经典丨67日知录、68三事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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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讲】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提到顾炎武，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而《日知录》正是反映他这一思想的著作，是顾炎武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正如他自己所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日知录》是一部笔记体的学术札记。顾炎武把平日的读书心得与文献资料、调查访问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归纳整理，然后用一个个小专题写出来，既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又有作者自己的判断和结论。书名“日知”，出自《论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思是，每天知道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每月不忘记那些已经掌握的东西，这样就可以称为好学的人了。这表明了顾炎武日日求知、永不停止的治学态度。

今天通行的《日知录》共32卷，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历史、哲学、法律、宗教、文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众多领域，内容也不同于有感而发的散文随笔，而是十分严谨的考据和研究，就像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

那么，顾炎武为什么要编《日知录》这本书呢？这一点他生前曾多次谈及。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写序的时候就指出，编撰这部书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也就是说，《日知录》虽为一部学术笔记，但顾炎武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看到了明朝末年社会弊病丛生，风气日益衰败，民生凋敝的现象，于是将自己的“经世”见解寄托于学术之中。

然而，清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社会上掀起了考据之风，学者们埋头于故纸堆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日渐衰微。就《日知录》一书而言，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在为《日知录》撰写提要时就说：“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短短几句话，使《日知录》陷于“默默无闻”之中。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从鼎盛步入衰败，内忧外患交织，动摇着清朝的统治根基。面对这种局面，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日知录》重新受到关注。道光初年，学者黄汝成将先前众多学者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汇聚起来，编成《日知录集释》一书。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日知录》是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到了晚清，学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对四库馆臣曲解《日知录》进行了批评，讥之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

《日知录》体现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特别是顾氏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点。他先阐发了一个观点，就是“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古代改朝换代的权力更替，是属于“亡国”问题，这需要由君臣和贵族们去关心，与百姓没有大的干系；而败义伤教、无君无父、道德沦丧则会使整个民族陷于衰败，这就是“亡天下”。接着，顾氏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就是说保天下是保国的前提和基础，要靠普天下的百姓共同来关心和参与。这里提出的“天下兴亡”其实已不再是针对反清复明，而是在于捍卫社会的道德、公平与正义，是要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体现了顾炎武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一基础上，顾炎武对君主独治进行了批评，而主张众治。他认为“君”非绝世之贵，天下之大，仅靠君主一人是管理不好的，而应该扩大民间百姓的权力。这种观点虽不同于今日的民主制度，但他重视民众的力量，突出民众的地位，以民心向背为治乱根本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顾炎武提出应顺应时势进行变革，特别是对社会制度的弊端一定要加以改变。在《日知录》中，他以“封建”和“郡县”制度为例，说道：封建制变为郡县制，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如今郡县制的弊端又到了极点，就必须加以改革，否则，危机将一天比一天严重。如何改变呢？是废除郡县制而恢复过去的封建制吗？当然不是，顾炎武认为应该“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在他看来，封建制和郡县制各有短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我们且不论顾炎武的改革方案是否行之有效，他提出的对社会弊端进行变革的想法是积极可取的。他还通过《周易》的《革》卦表达了自己对变革的看法，提出要变革之时，就要主动加以改变，如此才能赢得人心，取得信任。

第三，顾炎武十分重视人心风俗的重要性，他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阔矣。”这是他历史盛衰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社会风气的好坏，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为此，他提出了几条整顿人心风俗的措施：一是朝廷要带头行教化，他引用宋人罗仲素的话说：“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二是在正面倡导的同时，通过法制手段，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在《禁锢奸臣子孙》中，他提出要把奸臣的名字刻在耻辱柱上，以戒后世，严禁他们的后代子孙做官。三是要让百姓有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即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第四，顾炎武还提出要重视人才，认为人才对国家治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国家之所以长治而不乱者，人才也。”还引用司马光的话：“为政得人则治。”为此，他提出改革生员制，目的就是使国家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还抨击八股取士，认为八股败坏人才，而国家缺乏人才，就预示着国家的衰亡。

最后，作为一部学术笔记，顾炎武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也有着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提出引用古人言论的时候，一定要加上“立言之人”，就是说引用别人言论时，一定要注明作者和出处。这不单是学术规范的问题，还是尊重作者劳动成果的问题。接着，他又说：“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在引用古人言论的时候，常会遇到古人又引用古人的言论，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两个古人都注明，不可把古人的言论放在自己名下。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感受到顾炎武治学踏实、严谨、务实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写成的《日知录》，必然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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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讲】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官箴作品——《三事忠告》。何谓官箴呢？简言之，就是做官者的座右铭。中国历史上的官箴著作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其中既包含对各级官员的道德规诫，也包括各种政务的操作方法和规则，而元代政治家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则是其中的代表作

《三事忠告》是《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本书的合称。《牧民忠告》二卷，主要是从官员的德行和职事上来阐述如何当好地方官员，管理和爱护百姓；《风宪忠告》一卷，主要是从官员的遵纪和守法上来阐述如何当好监察官员，维护法纪，倡导良好道德；《庙堂忠告》一卷，“庙堂”即太庙的明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代指朝廷，是讲如何当好像宰相这样的朝廷大员，忠于国家，修身立德。

这三部书最初是单独行世的，明洪武二十二年，即1389年，广西按察司佥事黄士宏将三本书合刊为一册，总题为《为政忠告》，后改为《三事忠告》，从此风行于世。

这部书之所以受到推崇，与其自身特点是分不开的。

一般认为，《牧民忠告》是张养浩担任堂邑县尹时所著，《风宪忠告》是他任监察御史时所著，《庙堂忠告》是他任参议中书省事时所著。也就是说，《三事忠告》并非作者毫无根据的高谈阔论，而是作者对自己从政经验的总结和阐发，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书中的理念有着丰富的实践作为根基。加之张养浩本人又是文学家，此书文思清晰，语句练达，含义深澈，读来很有兴味。

另外，这部书着重阐发和论述了官德思想和为政之道，对后世从政者多有启发。他认为，作为官员，首先要戒除贪欲，清廉为官，这样才能爱民如子，除暴安良；同时在个人修养和接待同僚方面，要严于律己，敬上礼下，待人以恕，胸怀宽广，遇到大事要宠辱不惊，而在卸任时则要看淡去留，主动与下一任进行交接。在为政之道方面，张养浩认为官员在就任之时，不要着急入驻官舍，而是要对当地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调研，摸清“民瘼轻重，吏弊深浅，前官良否，强宗有无，控诉之人多与寡”这五个方面的情况，让自己心中有数；在断案时，要把握原则，做出公正的裁断；在治民时，要不夺农时，出现天灾时应全力救助；在端正社会风气时，要惩恶扬善，敦重教化。

由此看来，《三事忠告》一书是为官行政中的经典之作，受到后世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张养浩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书呢？

张养浩一生先后经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和文宗八朝，由于这些皇帝在位时间都比较短，所采取的政策方针也有所不同，这种政策的不延续性和混乱性，导致元朝的政局始终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

特别是元朝建立后，虽然以“祖述变通”为施政方针，但还是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旧制，这些旧制度不利于元朝的统治，加之统治者穷兵黩武，财政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家政局。而国家所采取的解决方法多是任用敛财之臣，增加赋税，这些措施非但没能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症结，反而引发了百姓的不满，起义不断。

作为一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官员，张养浩一心为国为民，无论是担任地方官还是朝廷大员，他都严于律己，刚正不阿，办事审案雷厉风行，被誉为一代好官。民国时期蔡东藩编撰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中的《元史通俗演义》中就两次提到张养浩的事迹，赞扬他为官鞠躬尽瘁的精神。

正是由于张养浩的为官精神，加之他又亲眼目睹了元朝统治的黑暗和官吏的腐败，作为一个儒者和文人，他将自己为官从政的经验笔之于书，意在劝诫和忠告当时以及后世不同等级的官员要做好人、做好官，从而改变元朝动荡的社会时局。书名取“忠告”二字，可以看出作者态度之诚恳、期望之热烈。

作为一部古代的官箴经典，《三事忠告》对当今的从政者而言又有哪些借鉴价值呢？

首先，从政者要提高自身修养。张养浩一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关于个人自身修养的论述，也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一直有着“内圣外王”的理念，并将修身作为自己一生一以贯之的重要工作。

在《三事忠告》中，张养浩认为做官之人，要戒贪、爱民、省事、先劳、存恕、自责、礼贤下人，这样才能“确乎有所守，而不夺于势利”。他还认为，做官的人，要心存仁义礼智，并保有“浩然之气”，这是理想人格所不可缺少的内在素质。

那么，如何成为保有“浩然之气”的人呢？他提出了“反省内求”的观点，即要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牧民忠告》的开篇就谈到了“省己”：“命下之日，则拊心自省。”张养浩认为平日里每个人注重修身，共事时就能诚心协作，一同渡过难关。

在“反省内求”的大方向上，张养浩认为要做到慎独慎思和博学力行。慎独慎思是反省内求的基本方法，特别是慎独不仅仅在于修身，若将其延伸到为官上，便可以从容公正地处理政事。慎独的同时，又多方求学，则会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

这种源自儒家道德的修身思想，对塑造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对个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道德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从政者要执法为公，兢兢业业。

张养浩认为做官首重自律。他还认为官员应该避免利用权势做事，如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广置田宅，纵容亲属犯罪，无休止地吃喝宴饮，就违反了为官的道义。因此，凡从政之人都要内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此，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才会健康向上、良性运行。

此外，张养浩还认为从政应有“先劳”之心，凡事先于百姓去做，而且要兢兢业业，毫不懈怠。这是为政者应有的觉悟，也是为官的根本。

第三，从政者要具备识贤用贤、重民保民、远虑应变的能力。

在选拔人才方面，张养浩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他说：“询诸人则知之，察其行则知之，观所举则知之。”意思是，首先要通过咨询他人，让他人举荐各自所认为合适的人才，然后再观察推荐之人的德行和举荐他们的人，就会对这个人的才能和品质做出综合评价，如果符合标准的话，则可以任用。

在爱民方面，他认为为官不仅要有重视百姓生活的胸怀，更要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来保证百姓的利益不受侵害。如果每个官员都这样做，那么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同时，张养浩认为从政者特别是辅佐君王的宰辅，应该具有远见和应变的能力。他提出宰辅在平时就应该慎言慎行，见微知著，事事从大局出发，而且要反复周详考虑后，再向皇帝建言献策。如果遇到突发事情，首先要判断事情的真伪，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做到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最后，从政者要与同事和睦相处、以礼相待。

张养浩说：同事之间“共署联事，一人努力而前，则余者皆当辅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动焉而不相随，语焉而不相应，则事功之成者能几？”这是说和睦与协作的重要性。当然，共事之中难免有分歧，这就需要从政者有宽广的胸襟，遇事多做自我批评，做到“是则归人，非则归己；闻誉则归人，闻毁则归己”。如此上下一心，以礼相待，团结协作，必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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