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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会馆产生的历史条件

作为人类遗产，大运河不仅是规模庞大的航运工程体系，同时又是规模巨大的文化遗产廊道。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到元明清大运河贯通，再到近代，运河沿线一直是中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国商业最活跃的地区，大运河商业的兴盛造就了丰富的运河商业文化，同时也在大运河沿线留下了运河商业文化的活化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运河会馆。

大运河会馆产生的历史条件

要讨论大运河会馆，首先要了解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原因。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漕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盐商老宅记录着运河的商业繁荣

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代中国几乎各个地域文化都因此呈现出农业文明的厚重垒积之状。但是，运河区域文化却是一个例外。大运河作为我国古代贯通南北的唯一交通大动脉，不仅促进了我国古代经济发展，而且吸纳沿线各地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明成果，积淀形成了内涵深厚、千姿百态的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大运河首先是为了漕运的目的而修建的，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而货物运输与人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这才有了大运河文化。因此，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大运河文化不单是一种乡土文化，而是一种以交流、开放、融合、进步为特点的商业文化。

扬州岭南会馆的利用

大运河会馆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大运河商业文化。大运河商业文化造就了运河边众多商业城市。尤其在宋朝有“天下转漕，仰此一渠”之说。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扬州作为中国运河时代商业文明的代表，在古人众多的古诗词中可以找到佐证。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甫的《解闷十二首》：“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都说明了扬州的繁华。像扬州一样，苏州、杭州、开封、淮安、临清等一个个运河的商业城市都留下了众多的商业遗存：运河码头、运河钱庄、运河当铺和运河钞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运河会馆。

会馆游成为大运河旅游的新亮点

什么是会馆？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会馆是外来人口的民间组织，是地缘共生的乡土关系在异地的维系纽带。会馆原本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在一个城市共同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业聚会、祭祀，甚至寄寓之用的馆舍。二是指同业或同地域的商人相聚议事、交易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会馆是同一地域的商贾交际聚会的重要场所，亦称公所、同乡会等。本文讨论的会馆是第二种含义的会馆，即商贾交际的场所。

因此，大运河会馆的形成原因是河运发达带来的商业繁荣，商贸兴盛，商家云集，商事众多，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的商人需要一个载体相聚议事、交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大运河会馆应运而生。

供稿整理：靳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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