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毛泽东很喜欢这部历史著作，他曾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对中国历史如此钟情，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此了。解放后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很支持。一度组织标点二十四史、标点资治通鉴、编写中国历史地图集。（图书管理员要是当年不武装讨薪，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者……）

在毛泽东晚年的岁月里，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年轻女人：一个是机要秘书张玉凤、一个是护士孟锦云，她们成为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作为毛泽东晚年少数的身边人之一。孟锦云与张玉凤两人每天轮流照顾毛泽东，寸步不离。任是谁人要见毛泽东，必须经由她们两人的安排。

据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翻烂了的书，有不少页都已脱线，用透明胶粘着。

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还与孟锦云谈《资治通鉴》，他指着桌上的《资治通鉴》问：“孟夫子，你知道我这部书读了多少遍了？”不等孟锦云回答，他又接着说：“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受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啰。”“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得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编辑/陈清和

毛泽东和孟锦云就《资治通鉴》这部书，进行过多次问答式的对话。毛泽东鼓励孟锦云读点《资治通鉴》，读点历史，并要善于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

他说：“这部书我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孟锦云问道：“《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

毛泽东说：“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3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3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问：“《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3岁小皇帝，毛泽东风趣地说：“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有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孟锦云问：“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问：“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孟锦云问：“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诧异地问：“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是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孟锦云认真地说：“我可不敢和你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孟锦云说：“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说：“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过了1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还说：“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

孟锦云说：“我读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

毛泽东笑了说：“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也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那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孟锦云说：“您读书能怀疑，我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还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毛泽东说：“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的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孟锦云说：“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毛泽东说：“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飞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分析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是让后人去评论。

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威，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它个折扣。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