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把自己当做方法》IAMI
读完了《把自己作为方法》、《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记》、《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这是今年所读完的第3~5部书,主要写《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读书笔记。开年来读了四本扶贫相关的书籍,事实上在城市人不太关注的角落里,国家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工程,本来我应该就扶贫写一篇读书笔记,但是无论哪本单拿出来都无法成文,现在想来其实四本汇总起来正好可以汇成一篇,但是书已经还回了上海图书馆,以后有机会再补一篇吧。
《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是去年的网红访谈录,访谈对象是一位非主流的人类学家项飙。他年少成名,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和《全球“猎身”》。关于《全球“猎身”》之前已经写过读书笔记,读《全球“猎身”》——即插即用。读这本书之前其实并没有什么想法,单纯只是因为有很多友邻标记了它,甚至读到许知远在序里讲“示范了一种对话的形式”,还以为又是一场炒作。而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时常泛起一股孤独感,项飙在书里把许多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都说了出来,长叹为什么自己遇不到有如此风骨的人。读完本书之后去豆瓣翻了翻短评,第一页便有着不少一星、二星的短评顶在前面,这就很有意思,因为即使有这么多低分短评,本书也有8.6分,说明沉默的大多数都是给本书打的高分,这就又说明我并非一个人。而至于那些被顶在前排的差评,我想充分体现了所谓学术圈垄断话语权的抱团吧。
这本书说是“访谈录”,其实看作项飙本人的学术自传也无不可。项飙本人的人生堪称传奇,他大学毕业后写了《跨越边界的社区》,博士论文是《全球“猎身”》,这两本在我国学术界都属于“非主流”书籍,然而却在国际人类学界享有盛名,受到费孝通先生的肯定。然而项飙在写这两本书时,按照人类学学术界的说法,是一个相当不合格的人。所谓“不合格”,是因为他在写作时缺乏人类学的大量理论根基,在写《全球“猎身”》时,甚至连学术式的英语对话都很成问题。项飙在书里自嘲到,很多同行读他的书时都会指出,你这里的这段文字体现了XX理论,但是你又没有在书里列出XX理论,所以显得比这些理论更高一层,而项飙却苦笑不得,其实自己写书时根本就不知道XX理论的存在。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不学那些所谓的学术界理论也能享誉国际,那么所谓的学术界大佬到底都在干什么。项飙在回忆起自己的学生生涯时,就指出了一个问题,现在大学里的老师虽然做着人类学研究,其实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老百姓,打心底毫无兴趣。这些混学术圈的大学老师正在干什么呢,学术圈主流要是出现了一条什么新理论,他们就发文章往这个理论上套。所有论文都是在办公室闭门造车。而项飙写书时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写浙江村时他虽然没钱,但是浙江村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搞不懂在干什么的弟弟,带着他一起吃饭,看他衣服破了还送他夹克。写《全球“猎身”》时有了经费,但是他和印度码农从澳大利亚到海德拉巴一起吃住了十几个月,和他们结成非常铁的好兄弟。有了深入的调研,才可能写明白这个社群的运维模式。
事实上,在学术圈学多少人类学理论是次要的,实地的调研才是根本。以前的大佬写出成名作时,这些所谓的理论可能还并未提出。学术圈我不熟,但是我可以拿电影来举例子,现在电影界提出种种复杂的拍摄技法,但是又有谁敢说自己超越了黑泽明,黑泽明拍电影的时候,这些技法根本就不存在。再举个反面例子,就是拍《逐梦演艺圈》的毕志飞,很多人说他的影评的确很专业,但他就是拍不出好电影。很多人戏说电影圈拍青春片的套路就是“堕胎”“车祸”“出国”,说明这群人对自己的扮演对象其实一无所知。而黑泽明的片子,主题几乎一直是百姓疾苦。项飙的成功,就好比电影圈无数导演遵从浮夸(西化)叙事去追求国外大奖,最后吴京拍了个《战狼2》让国外导演来我国时反过来要拜码头。
在书中,项飙把自己的成功归纳为一点,就是“乡绅式”的自我定位。什么叫“乡绅式”呢,按照项飙在书里的说法,就是对于朝堂上的事未必有兴趣,而对自己的乡里的事都能讲得明明白白,横向东西家的事都能理清楚,纵向乡里如何运作都能给剖析。项飙的这种定位是反“中心”的,他把自己定位于“边缘”,也安于边缘。他在书中写到,如今的社会大家默认要争做“中心”,农村要往城市挤,当官要往中央挤。很多时候在“挤”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给工具化,原则和底线不再坚守,亲戚和朋友形同路人,双脚也就离开了大地,成了一种“悬浮”的状态。这种“悬浮”的状态我个人认为相当无趣,而“乡绅”的魅力,项飙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印度,富人挖的井都是穷人的两倍,这样旱季里富人有水而穷人缺水,关于这个压迫制度在农村是怎样落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要是能讲清楚我想大家都爱听。私以为,“悬浮”和“乡绅”的区别就好比《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
然而现代社会越来越浮躁,“中心”式的解读已经深入人心。书里最触动我的例子是范雨素。范雨素是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人,2017年她的自传性作品《我是范雨素》突然爆红网络。项飙说看她文章后面的评论,都聚焦于她小时候背完了唐诗三百首,也看了《红楼梦》,文章写的这么好,是个才女,但是却落到农村妇女的境地。“大家的关切并不是她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生活,而是,她本来应该在中心,结果落到了边缘,有一种悲剧感在里面。很多城市青年对范雨素文章的看法,看到的不是坚实、现实、黑泥土一样的生活,内在的痛苦和挣扎,没有什么悲剧也没有什么喜剧的活法,而是从中心看一个对中心充满欲望的边缘,里面有悲剧感,有自我提醒,又有自我强化。很多人在评论中不约而同用的一个词就是“命运”,都是“不认命”的态度。”
而项飙谈到自己的乡绅式定位,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就是“认命不认输”。我想只有“认命”了,才会安于“边缘”,而正是由于“不认输”, 才会给“边缘”乃至自我赋权。“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不符合“中心”的价值观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而项飙选择的乡绅式活法,就是从自身乃至边缘出发,踏踏实实搞明白身边乃至边缘所发生的事。这一样很重要,并且充满趣味,我读《全球“猎身”》时就能感受到这种趣味。而这种态度,正是做人类学研究所需要的特质。
甚至这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特质,项飙在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天我们有很多谈革命的人就讲不清楚,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为什么革命不可能。乡绅这样的人讲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怎样想,他们和体制是什么关系,是怎么混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当时发生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失去乡绅,没有稳定的结构。土豪劣绅占据了地方社会,把农村逼破产了,所以有了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乡绅家庭出来的年轻人变成了革命者,革命不是知识分子造出来的,这是肯定的。”这其实是很符合当初那些革命者的身份。
对比乡绅而言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姿态性”。“汪晖老师用的词是“姿态性”(gesture),当然他不光是指80年代,而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姿态性很强。我觉得他这个描述是很精确的,我们确实很多人老是在摆姿态,讲不清楚事情,就给你一个论断。”而乡绅式的写作,其实项飙推崇的是报告文学。实质上我认为报告文学和所谓的“姿态性”是反着来的,讲清楚事情,而并不给论断。在项飙的眼里,至始至终很多事是存疑的,这也是他的学术素养。作为“姿态性”的外部凝视,与参与到体系之中并不一样。书的最后就有一个例子,比如冯客研究了“大跃进”期间干部开会消费了大量多少牛肉、米饭、茶叶。知识分子比如冯客会想当然地批判干部们腐败、贪婪、吃得多,但是项飙和自己的姨妈谈起了这个研究,姨妈作为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立马就说了一句,这些东西不是饭桌上吃掉的,而是拿回家分掉。这就跟原来想象中花天酒地的恶劣行为不一样,那个时候不可能浪费掉,也不可能自己撑着吃掉、挥霍掉。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再分配或者逆向的再分配来判断更精准。一下子就把体制怎么运行的丰富性给凸显出来。
最后,关于项飙自己怀疑性素养的由来,可能也是他被学术界作为借口骂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在书中提到了“十年动乱”。项飙的大舅舅因为外公被划为右派吃了很多苦,在项飙上小学时突然听到大舅舅说了这么一句话,WG不是完全错的,你看一些干部,到60年代已经开始坐小车、穿皮鞋,肚子越来越大,毛说,这样下去不行,那有什么办法,只好发动群众。“我印象很深,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很多正式的官方话语说WG是坏的,他在受了那么多折腾、沉默很长时间以后,对WG说出这样一句话,对我现在想很多事情其实都蛮有触动,对WG不能够做这样简单的对与错的评价。以我大舅舅这个过来人的观点来看,WG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所谓悲剧,如果回到古希腊的意思,就是一个潜在崇高的东西,不但崩溃了,还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力。其实它背后延伸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确实要不断发动群众,防止官僚化,不能让人民的代表老坐小车、肚子越来越大,但用什么办法去防止?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如果这样去看,对历史就有新的理解。”
好了,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项飙的谈话录比较散,我的思想也比较浅薄,实在没办法阐述十分之一,感觉挺不好意思。因为这本书又去查了下范雨素,百度百科有这么一段话很多有意思。“五四以后,知识人总把启蒙挂在嘴边,一旦被“蒙”启了,岂非挑战了习以为常的优越感?范雨素,不是“下基层”体验生活的文人,她自己就是生活本身,还没有被文化熏走样儿,还保有着原生态的、活跳跳的诚实——乡下人的执拗,是不尊高头讲章,只信自己的眼睛,信自己活出来的感悟。”
《庄严的承诺》
扶贫这事不太好写长评,写长了容易无聊,主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就是没什么花活。解决的途径无非三种:有能力的给贷款;没能力的给工作;病残的给补助。至于“有能力的给贷款”,其实是三管齐下:首先是银行贷款,其次是参加保险,最后是互助基金。而“没能力的给工作”,就要引入各种产业,基本是靠山吃山,也就是农林业。而“病残的给补助”,就涉及两点:第一是不是真的病残,第二是熟悉各种政策。其实政策还是挺不错的,只是老百姓不知道。书里的兰考是教科书中焦裕禄死在任上的地方,如今过了50多年,在总书记的敦促下,焦裕禄精神被重新发扬,使得兰考终于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如今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前以为是要解决资本家,如今才知道是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
连看四本扶贫的书,前三本官话太多,这本最让我满意,每人各说一段掏心窝子话,可以还原第一书记们的真实处境。总的来讲,要做优秀第一书记得具备三个品质,亲和、办法、后台。所谓“亲和”,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和老百姓到底亲不亲对方都能感觉到。比如,贫困户的茶水你嫌不嫌脏,干农活时会不会帮他剥苞米。所谓“办法”,往上是各种政策,别说背下来,很多时候都没听过。这就需要自己留心替贫困户争取,很多时候都可以享受政策,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往下有村里小农经济的红眼病和宗族斗争的拉帮结派,做事时能不能取得大家的信服,有冲突时能不能以理服人。最后是“后台”,这里的后台不是贬义。扶贫不是第一书记单打独斗,往往离不开原单位支持,偏远地区办事难免靠人脉。况且扶贫成功后,原单位也脸上有光,所以动员的是整个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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