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孔之道'到'孔孟之道'

从“周孔之道”到“孔孟之道”

周孔之道在唐代以前是儒学教育的别称，周公与孔子被合称为周孔。而“孔孟之道”则是发端于唐代韩愈，成就与程朱理学，到明代以后才盛行的一种说法。那么“周孔之道”怎样变为“孔孟之道”的呢？

“周孔之道”

周公是西周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先驱，被后世尊为元圣。孔子是春秋时期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周公创制礼乐，是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孔子是周公之后华夏优秀文明传统的集大成者。周公之道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即周孔之道，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主脉。周孔之道是世界观，礼乐文明是其社会实践的具体展现。

孔子作为一位确有学问的学者，说话往往是很诚实的。他自己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用《礼记•中庸》中的话来说，就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从尧舜到孔子这约二千年间也经历了数次朝代更迭，各朝代之间也有不同的特点，孔子更想要继承的无疑是周文化。孔子自己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再具体地讲，孔子认为自己是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周公是他毕生的精神力量来源。在他晚年，迭经坎坷，身心俱疲，伤感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孟子•滕文公上》中讲：“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可见那时人们是把周公和孔子看作一回事。《荀子•儒效》中也是先讲周公，再讲孔子。出现于汉景帝、武帝之交的《淮南子》《要略》中明确讲：“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司马迁对周公不但有一种深厚的景仰之情，而且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他将孔子列入“世家”，在《史记》中不惜笔墨描述孔子恢复周礼、折中六艺的功绩，以其如椽巨笔，对周孔之道、六艺之统及礼乐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司马迁写《史记》已是在汉武帝尊儒时期，但他只是把孔子作为“六艺”的权威解释者而尊重的：“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稍后一些的汉宣帝在训斥偏好儒术的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可见宣宗也是把儒家学说视为“周政。”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一总括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客观的。《汉书•儒林传》中上来就讲：“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可见汉时人决未把孔子视为儒学的开端。到唐太宗李世民，也是讲：“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慎所好》）就是到了宋朝，《宋史》《儒林传》中所载诸生，仍多周孔兼称。任继愈先生曾写过《再谈儒家和儒教》一开头就讲：“讲到儒这个名称，一般人都会把它和孔子联系起来。但是，儒家或者儒教这一套学问，却不是孔子发明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现代不过两千多年。孔子的学问，继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孔子只能说是“周道”的阐释者、也许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发扬者，但肯定不是创立者。而且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儒家思想也的确一直被称为“周孔之道”。

“孔孟之道”

唐朝中期的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认为周孔之道上承圣王，下启后儒，周公兼有事功与言论之长，但更倾向于君王一系的“治统”，而孔子开出“道统”，传到孟子却断了。这个道统在韩愈看来，主要是“仁”“义”之道而非礼乐之道，这是“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转变的开始。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成书，加上《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亲自撰写了后来成为清清两代科举考试教科书的《四书集注》，这样“四书”的地位超过“五经”周公的地位下降，孟子的地位提高，孔子的地位凸显，从此以后，“孔孟之道”的称谓后来居上，“周孔之道”反倒掩而不彰了。

“周孔之道”和“孔孟之道”的区别和联系

总的来说，“周孔之道”和“孔孟之道”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周孔之道”的观念比“孔孟之道”更悠久。孔孟之道的源头是周公之道。周公礼乐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即周孔之道，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主脉。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等一系列思想，这些后来都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后人把他尊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之礼特别重视“德”的内在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还有这样一句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这是说周公制定《周礼》，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礼仪的原则，是判定其道德操守好坏的标准，以道德操守来处理事情，以处理事情的业绩来计算功劳，以功劳大小来决定获取报酬的多寡。所以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从思想上看，周孔之道或周孔之教中的“周”，更多地代表了原初儒学中“礼”的观念，“孔”则主要关乎儒学中“仁”的思想。可以说，正是“仁”和“礼”的统一，构成了原始儒家思想的主体。从儒学的演化看，以孔孟之道为关注之点，往往侧重于“仁”的内化(心性);注重周孔之道，则趋向于肯定“仁”与“礼”的统一。

“周孔之道”和“孔孟之道”的区别主要在于，“周孔之道”是礼乐之道，是通过礼的规范作用和乐的调和作用来调和规范人际关系，维护周的统治，达到“天下归心”的效果。“孔孟之道”是仁义之道，是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试图通过统治者施行仁政，以德治民来恢复周礼（孔子）或重建封建社会的礼乐文明（孟子）。但是孔孟的努力和当时社会上各诸侯国追求富国强兵，以便在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中获胜的需求背道而驰，所以不可能为统治者所采纳。但是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国家统一，天下稳定之后，对于重建社会秩序的作用却很大。从这个角度讲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儒家学说成为战国传统主流思想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纵观中国历史治世尊孔，乱世反孔，是一条铁律，无法超越和改变。

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由孔孟之道回到周孔之道。这一意义上的回归，意味着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上达到“仁”和“礼”的统一，对于正确理解儒学渊源和思想本质，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