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孙绍振︱化直接批评为普遍议论读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本文约3927字，阅读大约需要11分钟）

读懂魏徵的文章，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设想自己是魏徵，要批评皇帝。这是有风险的，怎样才能安全地达到目的，其奥妙都在谨慎的姿态和委婉的措辞之中。

壹

皇帝的最高目标是永葆江山，传之万世，自知非一人之智可以胜任，故亦重用贤臣，利用其智慧，接受其建言献策，甚至允许其面折廷诤。唐太宗在这方面，可能是最开明的。接受正直臣下的顶撞并非罕见，但皇帝毕竟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牧民，拥有绝对的对臣下生杀予夺的权力。唐太宗很开明，很信任魏徵，对魏徵可谓从善如流。最特别的是，魏徵本来出自他的政敌李建成门下，曾建议建成早杀世民，李建成被消灭以后，太宗问魏徵为何挑拨兄弟骨肉，魏徵坦言，建成如听我的，则今日胜者就不是你了。太宗奇其正直，不计前嫌，委其巡视山东。山东是建成影响很大的地盘，建成败后，与其有干系者全被拘捕，难免扩大化了。据《资治通鉴》载，魏徵所至，尽皆开释。人告魏徵袒建成余党。太宗不但没有责罚魏徵，反而对其赏赐有加。太宗心里明白，在那人心惶惶之际，魏徵不畏嫌疑，为他扩大群众基础，很是明智、正直。魏徵受到重用，先后陈谏二百余事，深受太宗敬重，成为历史上敢于犯颜直谏的贤相。魏徵卒后，太宗思念不已，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然而在封建体制下，君臣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宦海沉浮，祸福互倚。太宗之于魏徵，君臣相得，世传美谈。可皇帝也是人，也有非理性的七情六欲，很难避免一时之喜怒哀乐，这对于臣下，就是生死攸关的风险了。英明伟大如唐太宗，免不了有时也情绪失控，错杀正直的臣下（虽然后来后悔了）。故古有“伴君如伴虎”之谚言。

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魏徵传》载：魏徵病重，太宗准备将公主下嫁其子叔玉。魏徵病逝，太宗痛哭，为之“罢朝五日……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有人妒忌，纷纷揭魏徵的短。说他举荐杜正伦、侯君集出任宰相，结果杜正伦以罪黜、侯君集坐逆诛，说他结党营私。最为恶毒的是，说他把自己对太宗的诤谏话语拿给史官褚遂良，要载入史册。历代有为君王，其理想都是功在千秋，名垂青史。有碍于自己大智雄才的史料进入史书，影响自己的历史声誉，这就触犯了太宗的龙颜。一怒之下，太宗就把魏徵的墓碑毁了，公主下嫁的事也就黄了。其实，魏徵是很谨慎的，他的许多深刻的谏言并不敢收入自己的文集，而是散见于他人的《贞观政要》中。

英明如唐太宗毕竟还是人，在涉及自尊和历史地位的关头，免不了情绪一下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此事幸亏发生在魏徵逝后，如在生前，则后果不堪设想。进入了这样的历史语境，理解了唐太宗和魏徵关系的复杂性，才能充分理解魏徵此文之字里行间的曲笔。

贰

唐太宗初期励精图治，后来逐渐骄奢，追求珍宝异物，兴建宫殿苑囿。魏徵此文的目的就是批评他，要他不忘初心，进行深刻的、系统的反思。这事风险颇大。即使太宗能够理解，也要防止政敌的谗害。以魏徵的出身地位，他没有诸葛亮那样皇帝“亚父”的名分，可以在《出师表》中反反复复地教训皇帝，不应该那样，应该这样。也不敢像苏东坡那样天真烂漫，批评皇帝推行的新政，作《上神宗皇帝书》不过瘾，又来个《再上神宗皇帝书》，语言完全是率性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故本文言尽深峻之思，而语极婉曲之功。不能直接批评，就绕个弯子：以德义治国作为文章的序曲。在当时政坛，这是人所共知的儒家的老生常谈。从德义这个最没有异议的内容开始，太宗没有可能反感，于是占据互相认同的、不可动摇的大前提，但这样的开头也可能太老套，太宗毫无感觉。故文章一开头，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法，用的是战国以来散文传统的类比推理。此文类比的特点是，以感性经验作为前提。不是一般的感性，而是日常经验。树木、河流，这是人所共知的，毋庸置疑的。魏徵的喻义深度在于“思”，不着痕迹地衍生到树木和河流的“长”“远”，与享国之“安”关联。关键在由类比而引出推理，木之长在根，流之远在源，安之本在“积”德。

关键在于“积”。“积”字一出，德治的老生常谈就有了新的内涵。在外延上则针对的是唐太宗早期励精图治，后期逐渐骄奢，这一切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魏徵不从反面批评，而从正面说，他只点出了三个字——“长”“远”“安”。实际上就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长治久安。隐性的意思就是说，长治的“长”，久安的“安”，条件是“德义”的“积”，即要“长”而“远”地持久累进。

正面说过了，分量还不够，接着从反面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其失落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魏徵善于作一正一反立论，作为此文之文脉，一以贯之。

老生常谈的德义，从字面上有了新的深邃的内涵，从外延上有了潜在的所指。臣子上书，越是说得高明，越是滴水不漏，皇帝越可能产生被教训的感觉。显示自己比皇帝高明太多是危险的。魏徵马上反过来写一笔：“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既是意脉的曲折，也是心态的谨慎，以自贬增加安全系数：我是很愚昧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况于明哲乎”？不用我说，皇帝天资英纵，当然是了然于心的。这样，就把教训皇帝转化为歌颂皇帝。这个反问句用得很到位，比肯定句更肯定。皇帝来不及思考就不能不顺着他的思路看下去了。

小心谨慎地诱导，正正反反地铺垫，铺垫得差不多了，就往具有针对性的问题上靠拢了，要接触到皇帝的毛病了。这是关键，是核心，文章的功夫在于婉转推进。

先是强调天子应该有“天一样的崇高”德义，才能“永保无疆”，美德不因时间、空间而改变。这个“永保无疆”，从内容来说，上承积德，下开不懈，递进为“居安思危”。也就是说，在太平盛世，在没有危机的时候考虑潜在的危机。“危”在哪里呢？“德”要长期一贯地“积”，这可不能正面直说，而是侧面说要“戒奢以俭”，隐性的意涵是提示：你已经忘记了积德之“积”的一贯性了。接着更进一步点明，即使最初德有所积，但是不够厚重，后果就是不能一贯。就如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与初心背道而驰。这个比喻与开头的江河比喻呼应，这在古文中属于“关锁”，在用词上与前面的对称，逻辑上严密一贯，结构上有机统一。

字面上皆泛指，但都系实指，太宗当然心领神会。好在说得很婉转，回避直接点出所指。但是不点出所指，就不能完成文章批评皇帝的任务。还是要绕一下圈子。先把当国之神器之重，品德之高，积善之厚，作为为君崇高之道，“戒奢以俭”之道，这些都是共识，但要防止“情不胜其欲”。论点就更深化到了心理上，即使有心戒奢，也还有危险，那就是“情不胜其欲”，手握无限的权力，不能克制自发的情欲。这里就从泛论转向具体所指了。但是，说得太明白了，比较有风险，故引而不发。

下面的任务是把论点再进一步发展下去，抓住积德的“积”加以分析。所有的君主（凡百元首）都知道要积德，初期都是谨慎小心地讲究德义，但“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在于，德是要“积”的，一时守德义不难，坚持到底则困难。这里没有一个字说到太宗，却恰恰指的是太宗“功成而德衰”。

叁

原因已经找到了，批评意味足够太宗心领神会了。但是，文章还在往下写。写什么呢？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弥不有初，鲜克有终”呢？

原因在于建国初期，面临深沉的内忧外患，形势紧张，成败未定，不能不“竭诚以待下”；一旦大志既得，帝业有成，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矛盾淡化了，这时“纵情以傲物”，就听不得批评了。这里所用句组结构，仍然是一正一反的对比。竭诚之德，可以团结远方外族为一体；对批评不尊重，则虽骨肉而分裂。权势、严刑可以压制人，但使人貌恭而心怨。民如水，帝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宜深慎”，这种不可见的危机，应该深沉思考，否则就如“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文章写到这里，才出了三句教训语，是比较严厉的，所谓居安思危的启动，“危”就危在“奔车朽索”。这说的是接受臣下批评的重要性，是为了引出自己的批评。

魏徵的厉害之处在于，批评皇帝，但没有说到皇帝；自己提出批评，却没有提到自己，而是总结为人君者值得深思的十条准则。

第一，欲望和自戒；第二，大兴土木和安人（不是安民，避李世民的讳）；第三，追求高危和谦和；第四，游乐和限度（如古代君王狩猎，三驱为限）；第五，指出原因，怠政忘初不能“慎始而敬终”。要慎始敬终，怎么办？第六，海纳百川；第七，虚心纳谏。不言而喻，本文就是一篇谏文，也就是说，要听我的。但是不能直说，只以一般的命题出现，泛泛而论可能发生的偏差，实际上这些偏差已经发生在太宗身上了。这是留有余地的，让太宗在逻辑空白中与自己的结论汇合。从这里可以看出：其一，魏徵戒惧谨慎，用心良苦；其二，委婉为文，用普泛的议论代替直接的批评。

接下去，写的都是不能在积德上慎始敬终的结果：第八，谗邪惑乱；第九，暂喜而偏赏；第十，忽怒滥刑。在排列上，十思似乎没有严密的逻辑顺序和层次，但总体上是一种原因的追溯和后果的揭示。前因是已经发生的，后果则是推测的，是可能发生的。把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消极后果放在一起，有利于淡化批评的强度，使批评带着提醒的性质。

最后，“总此十思，弘兹九德”，表明是正面总结：智者尽谋，勇者竭力，仁者播惠，信者效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天下太平。但是，文章的好处，还在于结尾回到太宗热衷的游乐上来。一时的节俭，换来的是未来更加尽情享受“豫游之乐”，而且“可以养松乔之寿”，也就是可以长命百岁，还不用“劳神苦思”，让下臣去发挥聪明才智，达到“垂拱”而治，享“无为大道”。

魏徵推演出比太宗当前更高的享乐境界，虽然是空头支票，但是对于太宗来说，读来应该是心情愉快的。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0年12月（上半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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