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之谜~孙子兵法与团队管理

《孙子兵法与团队管理》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重点讲庙算，“庙”就是供奉列主列宗灵牌的宗庙，“算”就是研判和决策，“庙算”就是在宗庙里开会研判一场仗是打得还是打不得，打得赢和打不赢的机率大概各是多大。这章节探讨了为什么古人面对重大事件都在宗庙里面进行“算”的原因。庙算完了就进入第二篇《作战篇》，就是如何为战争做准备。这一章节介绍了春秋时期及其之前一场战斗进行前如何为战争做准备。第三篇是《谋攻篇》，谋攻篇主要论述如何运用谋略实现战略“全胜”的问题。重点论述了如何才能以最小代价取得攻城的成功，指出了“知己知彼”就是战争中的最高“安全”。第四篇《军形篇》重点研究军队战争物资、兵员数量和战斗实力等客观条件的优化，《孙子兵法》在本篇通过理性分析，振聋发聩地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没有实力的谋略充满危险。第五篇为《军势篇》，这一章节重点讨论《孙子兵法》的关于“势”的思想，研究了《孙子兵法》“任势”和“造势”艺术，探讨了在竞争中如何形成对己方有利的格局，提高己方获胜的概率。第六篇为《虚实篇》，集中论述了战争活动中“虚”“实”关系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规律，强调要夺取战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第七篇为《军争篇》，“军争”就是敌我双方争夺取胜的有利地形、物资等条件。这一章节讨论了《孙子兵法》如何趋利避害，争取先机之利，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策略。第八篇是《九变篇》，这一章节研究《孙子兵法》关于如何看待和应付军争中的各种变、无穷变。重点讨论了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第九篇为《行军篇》，重点研究《孙子兵法》如何部署和调动军队，总结出行军相敌中的一些常见规律和经验。第十篇为《地形篇》，扼要地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了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基本原则，辩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十一篇为《九地篇》，主要论述了根据战斗发生的场所离自己国土远近不同，以及进入敌国纵深程度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因势利导利用客观物质地理环境和主观心理地理环境，因地而异凝聚人心士气，团结带领士兵同心作战。第十二篇为《火攻篇》，主要论述了春秋及之前战争中火攻的种类、条件、实施火攻的方法以及火攻发动后的跟进、巩固战果的策略等。表达了《孙子兵法》的“慎战”和“胜敌而益强”的思想。第十三篇为《用间篇》，重点讨论战争中五种间谍的特点及其运用技巧，相当于是研究现代战争中的谍报战和信息战。

《孙子兵法》这本书实实在在的呈现在世人面前，它的伟大深刻是毋庸置疑的了，可是谁是这一经典著作的作者却困扰了人们2000多年。《孙子兵法》中的“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其独特含义，“子”是尊称，就是“先生”的意思。不是谁都配得上称为“子”的，只有德隆望尊，学识渊博者方能称为“子”。中国对传统文化资料的梳理归类就是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来收集分类的。一个人的作品要进入“子”部，那可不是一般水平可以企望的。“孙子”就是孙先生，“孙先生”肯定不是一个人的正式名字，就像孔子不姓“孔”名“子”，庄子不姓“庄”名“子”一样。那么谁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呢？迄今为止至少有5种影响比较大的观点和说法。

观点一：《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先生”就是孙武。

孙武是谁呢？翻开历史史料我们发现，在西周时期有一个贵族叫妫满，这个“妫”是姓，“满”是名，在中国文化史上，“姓”是母系氏族时候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女”旁一个“生”就构成“姓”，姓最早是用来干什么的？姓是用来别婚姻的。就是标明你是谁生的，你的血统血缘是什么，便于杜绝同姓通婚，以确保不因为近亲繁殖造成下一代有遗传病。所以古老的姓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的偏旁就是“女”字旁。姜子牙的“姜”是一个古姓，有女旁；秦王嬴政的“嬴”，有女旁；姬轩辕的“姬”有女旁；烽火戏诸侯里的女主角叫“褒姒”，就是来自古褒国的“姒”姓美女，也有女旁。所以古姓为了“别婚姻”，大都留在姓里留有女字旁。

姓氏的“氏”是是怎么来的呢？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氏是用来“别贵贱”的，就从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再到奴隶制国家出现期间，由于非长子的贵族嫡系子孙们必须离开宗主地，被分封到某个其他地方食采邑，为了标明自己与宗主地贵族的血缘承续关系，就保留父系的统一标志“氏”，早先只有贵族有“氏”，后来非贵族因为立了军功或者其他原因也有机会被赏赐一个“氏”，再后来普通庶民也上行下效，用自己的职业或者居住地的某些特点为自己命一个“氏”，时间一久就每个人都有姓有氏（日本人的某些姓如“松下”“田中”“渡边”等就是日本统治者受到中国政府人口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的启发，向中国政府学习国民人口统计管理办法，于是要求日本国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家家有姓氏，人人有姓名，于是不少日本国民就以自己的居住地或者生活区域内有特色的景观等随机命名而来，这反映了中国姓氏来源的某些文化特征）。再往后发展逐渐姓氏合一，到今天干脆有姓无氏。但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是先有“姓”后有“氏”，且“姓”和“氏”是有区别的。

言归正传，西周的妫满后来被周天子册封为陈国的国君，再后来妫满的后代妫完来到齐国，改姓田，所以妫完在一些史料里又叫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因为领兵伐莒有功，齐景公在乐安这个地方封给他一片领地食采邑，并赐他姓“孙”，孙书生的儿子孙凭，孙凭做到了齐国卿一级的官位，孙凭的儿子就是孙武。

比较早而明确记载孙武就是《孙子兵法》作者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写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所以史马迁在《史记》里说：“（吴国通过后来的柏举之战，先采用轮番骚扰，拖疲楚军，然后突然弃船登陆奇袭楚国国都的战术）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据史料记载，孙武字长卿，出生于春秋时期齐国乐安，就今天山东的惠民一带，具体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去世的没有更详细准确的史料。大约在公元前517年左右，孙武为了不做当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就从当时的齐国往南走，到了相对落后但是蓬勃向上充满机会的吴国（今天的江浙一带）。后来孙武一生就在吴国工作，最后死了也葬在吴国，所以有些史书上说他是“吴孙子”。

孙武来到吴国以后认识了一个从楚国逃亡来的人，这个人叫伍子胥，也叫伍员，两人惺惺相惜，十分投机，结为密友，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看一个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否“踏石留印，抓铁留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翻看中国的《成语词典》，如果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成语与哪个人有关，就说明这个人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曾经豪情万丈，说自己这一辈子“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要么就要流芳百世，确实不行就要遗臭万年。可事实上一个人流芳百世很难，遗臭万年也不易，能够在历史上一路走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那既需要实力也需要机遇，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如苏轼诗中所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雁过无痕是芸芸众生的人生真相。

可是伍子胥就在中国历史上“踏石留印，抓铁留痕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太子芈建的老师（就是太子芈建的太傅），按照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楚太子芈建登上楚王位以后，伍子胥的爸爸伍奢就可能任楚国的相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楚太子芈建到了婚嫁年龄的时候，楚平王芈弃疾（芈弃疾本身就是个狠角色，他不信王权天授，发动政变逼死了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楚王芈围而登位）就派一个叫费无极（也是太子芈建的老师，只不过是少傅）的官员到处给芈建物色太子妃。出于门当户对的考虑，最后找到秦国的长公主孟嬴，费无极把孟嬴接回楚国的路上发现这个秦国的公主太漂亮了，就动了歪心眼，想讨好一下楚平王，于是去找到楚平王说：此女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干脆大王您把这个公主收为自己的妃子算了。结果这个楚平王也不靠谱，道德修养不够高，经不住美色诱惑，竟然同意了。于是就狸猫换太子，把一个陪嫁的丫鬟冒充孟嬴公主嫁给了太子芈建。

纸是包不住火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后来这个孟嬴公主和楚平王生下一个小男孩，孟嬴为了谋求自己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她就天天琢磨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代替太子芈建成为下一任楚王；还有一个政治势力就是费无极，他突然有一天觉醒了，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杀头之罪，因为老楚王按一般的生理规律来说一定比年轻太子芈建先去世，太子芈建就会继承楚王位，一旦太子芈建当上楚王以后发现费无极把自己的老婆变成了自己的小妈这事，就会追究费无极的罪行。怎么办呢？宫内和宫外两种政治势力就为了共同利益勾结起来，要把太子芈建废掉。这就是政治斗争，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敌对的势力就形成并出击了。

在高度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要置一个级别很高的政敌于死地最简单又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告他谋反！于是太子芈建就被人诬告谋反，伍子胥的父亲就稀里糊涂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而且被划边站队到太子一派。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了把太子芈建周围的人斩草除根全部清洗掉，楚平王把伍奢也抓了起来，并让伍奢写一封信叫自己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来证明伍家没有参与谋反。伍奢说：知子莫若父，我大儿子伍尚宅心仁厚，比较老实，他看到我这个书信肯定会来；可小儿子比较精明，他见信后要逃跑。果然兄弟俩接到父亲的信以后就去不去自首发生了分歧。伍员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亲就是鸟巢，我们兄弟就是鸟巢里面的两颗蛋，现在风雨来了，鸟巢都保不住了，我们这两颗蛋还能留住吗？快跑吧！

结果哥哥去自首，就和父亲一起被杀害了。伍子胥带上楚太子建的儿子潜逃，先后到宋和郑国，都不得安生，逃亡过程中发现到处都是抓捕他的画像和通缉令，想到自己不久前还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公子哥，今天就成了身无长物、命悬一线的逃犯！又气又急又恨，结果一夜白头！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献较早记载当一个人受到重大刺激的时候，头发由于应激反应可能在很短时间内由青丝转白发的例子。春秋时期是没有染发剂的，那时的男人的头发都很长，伍子胥一个年轻人满头白发，形象大变，得以蒙混过关来到了吴国。

伍子胥来到吴国以后认识了孙武并立下一个誓愿，要在自己有生之年攻击楚国，为自己的父兄报仇。要按常理单独某个人挑战一个国家肯定是不行的，只能借其他国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就必须借助和利用掌握某国国家军政大权的特殊人物，于是伍子胥想方设法结识了当时吴国的一个贵族公子，这个公子叫“光”，然后精心筹划，指使刺客“专诸”以厨师献鱼的办法，通过鱼藏剑，帮助公子光刺杀了当时的吴王僚。公子光登上吴王位，史称阖闾王。（阖闾的儿子就是夫差，夫差的夫人就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四大美人中“沉鱼”的西施。西施年轻的时候到河边去洗衣服，因为长得太漂亮了，河里的鱼一看美女就忘了呼吸，鱼就沉下去了，所以传说西施有沉鱼之貌。）

伍子胥由于帮助阖闾夺王位有功，事后得到提拔重用，做了吴国相当于副相国的高官，并找机会向吴王阖闾推介了自己的好友孙武。于是有了前面司马迁《史记》记载孙武见吴王阖闾献兵法十三篇的桥段。可见《孙子兵法》的初稿就是一封求职信。

公元前482年，在孙武等将领的辅佐下，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天下英雄，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伍奢被杀后的第十六年，伍子胥和孙武带领吴国的军队攻进楚国的都城郢都，可这个时候杀害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的楚平王已经死了并埋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人死为大，入土为安，可伍子胥有个性，他“发坟鞭尸”，就是把这个坟打开，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痛打了三百鞭（也有史料说打的是坟而不是尸骨）。有人说打三百鞭有什么嘛！要知道，伍子胥的这个鞭可不是我们骑马用的马鞭，而是一种武器。什么是鞭呢？中国最著名的两个门神，贴在门上辟邪的神，一个叫秦琼（秦叔宝）手上拿的武器叫锏，四四方方的一根钢棍，另外一个是甘肃那边过来的鲜卑族勇士，叫尉迟恭，他手上拿的像竹子一节一节的钢棍就叫鞭。尉迟恭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人，据《旧唐书》载：尉迟敬德，朔州善阳人。大业末，从军于高阳，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刘武周起，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侵，陷晋、浍二州。敬德深入，至夏县，应接吕崇茂，袭破永安王孝基，执独孤怀恩、唐俭等。武德三年（620年），太宗讨武周于柏壁，武周令敬德与宋金刚来拒王师于介休。金刚战败，奔于突厥；敬德收其余众，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太宗大悦，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领旧部八千人（敢于让投降将领继续统领旧部，可见李世民雄才大略，用人不疑，疑人也用）。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率军东征割据洛阳的郑帝王世充。九月，寻相和刘武周手下的一些旧将相断叛变逃走，唐朝诸将对尉迟恭也怀疑起来，认为尉迟恭必叛，就把其关押在军中。

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都说：“尉迟敬德刚刚投降，思想感情还没有归顺。这人非常勇猛剽悍，关押的时间又长，已被我们猜疑，必然产生怨恨。留着他只怕会留下后患，请立即杀了他。”

李世民说：“我的看法跟你们不同，尉迟恭如果怀有叛离意图，怎么会在寻相之后呢？”当即命令将其释放，并带进自己的卧室，赏赐给他金银珠宝，对他说：“大丈夫凭着情感志向互相信赖，不必把小小委屈放在心上。我终究不会听信谗言去迫害忠臣良将，您应体谅。您一定认为应当离开，现在就用这些东西资助您，表达我们短暂共事的情谊。”史书记载从此尉迟恭对李世民一生忠诚追随，死心塌地，绝无二心。李世民发动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时，负责执行最关键又是最冒险任务——控制皇帝李源的，就是尉迟恭！

言归正传，回到伍子胥鞭尸上来。一具尸体已经埋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抠出来再痛打三百铁棍，当然尸骨横飞惨不忍睹啊！伍子胥原来有一个楚国的同学或者同事叫“申包胥”，申包胥见此就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伍子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什么人呀？天快要黑了，前面的路还很长，我只能逆天道人伦而行。综上，“覆巢完卵”“一夜白头”“发坟鞭尸”“人定胜天”“倒行逆施”等若干个成语都与伍子胥有关，说明伍子胥确实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阖闾的接任者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断与老臣伍子胥发生矛盾，最后伍子胥被赐死。孙武知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于是辞职归隐，继续修订《孙子兵法》。

纵观孙武一生的事业和人生轨迹，伍子胥很关键，阖闾很关键，夫差很关键。可见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成功，第一自己要行，要有水平；第二要有人说你行，说你厉害；第三说你行的那个人还要行才行，如果说你行的那个人没有实力，没有影响力，你要脱颖而出仍然是比较困难的。就如韩愈所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观点二：《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先生”应该是孙膑。

比如梁启超就说：“兵家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若此书（即《孙子兵法》）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

那么孙膑又是谁呢？“膑”是什么意思？“膑”在古代是一种刑法，把人的膝盖取掉或者把脚板砍掉叫“膑”。受了“膑”刑的就是瘸子，孙膑就是孙瘸子的意思。可见“孙膑”也一定不是一个人正式的名字。史书记载“孙膑”本名孙伯灵，年轻时与庞涓一起在蒙山鬼谷子处学习兵法，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说的这个东山就是孙伯灵的学习之地蒙山。

孙伯灵（后来的孙膑）和庞涓一起在鬼谷子门下学兵法，庞涓先学成下山，告别时同学相互间约好“苟富贵勿相忘”，与现在同学毕业时相互写毕业留言册，留工作地址联系方式，约定今后有机会相互照应提拔之类差不多。庞涓来到魏国事业发展得不错，很快做了将军，魏王就让他推荐同学朋友中的优秀人才，庞涓就推荐了孙伯灵。

孙伯灵到魏国工作以后很快显示出比庞涓能干。人心唯危，庞涓觉得后来的孙伯灵光芒万丈，自己逐渐要变成一个小蜡烛了，心怀嫉恨就使了阴招，指使人告孙伯灵私通齐国，犯了“谋反”大罪。因为孙伯灵是齐国人，那时魏国和齐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结果魏王“疑罪从有”，判处孙伯灵“膑”刑。孙伯灵受刑后人称“孙膑”，庞涓这时又站出来“保护”并收留孙膑，感动之余的孙膑发奋昼夜写兵书以求报答庞涓的救护之情。后来孙膑识破了庞涓当面人、背面鬼的诡计，想方设法逃到齐国，做了齐国田忌将军的军师，为中国成语词典贡献了两个著名的成语，“田忌赛马”和“围魏救赵”。

田忌长期与齐王赛马，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齐王的马来源广、品种好，几乎每次都是齐王胜田忌败。结果孙膑自告奋勇来安排赛马出场顺序，当齐王派自己跑得最快的马的时候，孙膑派田忌跑得最慢的马去比赛，结果输得很惨；第二场齐王派跑得第二快的马上场，孙膑就派田忌跑得最快的马上场，刚刚赢了那么一点；第三场齐王派自己跑得第三快的下马参赛的时候，孙膑就派田忌跑得第二快的中马，又赢那么一点点，于是三场二胜就赢了。这就是很朴素的系统论，相同的元素，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孙膑贡献的第二个成语是“围魏救赵”，公元前341年，魏王派庞涓带领军队去攻打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王派田忌和孙膑出兵救赵，孙膑建议率军直奔魏国都城大梁，让庞涓的军队必须回撤救援魏都。然后孙膑在魏军回撤的过程中让齐军“减灶骄兵”，就是不断减少士兵每天埋锅造饭的数量，让庞涓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孙膑带领的这支军队军心涣散，逃兵很多，为了歼灭齐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庞涓扔下了自己的大部队，只带了五千精兵倍道兼程，追赶齐军。

孙膑仔细算好这支军队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到达非常适合打伏击战的峡谷——马陵道，就用石头和树木将马陵道给堵死了，然后在路边找了一棵树，把树皮剥了，用古体字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下”。再在山谷道路两边埋伏下弓箭手，下令只要有人来到树下举火把看树上的字，就万箭齐发。庞涓的探子看见前面路堵了，有棵树上写了几个字，自己不认识（下属没有文化是多么可怕呀），就跑回去报告庞涓，时至黄昏，庞涓到树下看不清楚，就举着火把再看，结果埋伏的齐军万箭齐发，把庞涓射成了刺猬。庞涓这个人心胸狭窄，史书记载他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咦，此战使竖子成名！”就是：“哎！这一战让孙膑这家伙扬名立万了！”如果史料记载属实，说明庞涓这个人过于看重个人恩怨得失，对待竞争胜败的格局不大，眼界不高。言行表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因此对他的败丧也不用意外和惋惜。

再后来孙膑卷入了邹忌与田忌之间的矛盾斗争，当时邹忌是齐国的相国，田忌是将军，文武不和，孙膑因卷进政治斗争而被屠戮，没有得到善终。邹忌在中国史料记载里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贤相，他不仅人长得又高又帅，还能近取譬，并尽职尽责，敢于谏言，深得齐威王信任。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邹忌修八尺有余（当时的一尺约合现在的22厘米，八尺有余就是一米八几的个头），形貌昳丽（昳丽就不仅仅是帅，而是帅得很斯文而精致）。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这里的“不自信”就是“自己不相信”，而不是“没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认真看对方，说明很重视），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再次反复对比，说明很谨慎），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有见微知著，能近取譬的能力）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史书说由于齐威王听了邹忌的建议，广开言路，鼓励进谏，从谏如流。于是齐国得道多助，不动干戈而列国敬仰，靠软实力“战胜于朝廷”。田忌和孙膑面临这样一个高帅且深得领导信任的对手，于是在政治斗争中惨败丧命，还有一个原因是齐威王政权稳固后，对他威胁最大的不是文官系统，而是田忌为代表的武官系统，孙膑卷进了武将系统“鸟尽弓藏”的魔咒，上下夹击，无力回天。

孙膑的一生走了一段又一段冤枉路，段段都缘遇错指路人。可见选择朋友就是选择生活方式，选择领导就是选择身家前途啊。有研究资料表明，一个人6个最好朋友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平均值，大概就是这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怎么筛选出这6个人呢？就是每天晚上晚饭后到睡觉前这一段业余时间和周末、节假日，我们长期跟哪些人在一起混，这些人中你接触和联系频率最高的前6个，就是影响你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人。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你呆在什么样的朋友圈子，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最后就决定你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至于我们的领导有些时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有些时候是可以选择的，古人告诫我们“上交若谄，下交必渎”，就是如果一个领导对他的上级卑躬屈膝，无原则地服从谄媚，那么他转过来面对下属，就一定不会把下属当人。因为人都一定要在心理上寻求平衡，在某个地方失去的，多半会在另一个地方找补回来！“上交若谄”的领导就会“见不得穷人吃饱饭”，因此不值得追随。

观点三：《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先生”是田开。

有学者（如褚良才）认为孙武不是史料上记载的“孙书”的孙子，而是“田无宇”的儿子，是孙书的长兄；

褚良才认为“孙武”本姓田，名开，字子彊，谥武子。

据其观点，孙子就是《左传》中记载的炊鼻之战的齐将田武子。

田开本为齐国大夫，后来去了吴国，更为孙姓，以兵法十三篇干吴王，仕吴，为吴将。

不过这个观点旁证物证不多，也就是一家之言而已。

观点四：《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先生”既是孙武也是孙膑，孙武和孙膑其实是一个人。

比如日本的“孙子学”学者斋藤拙堂就认为：

“今《孙子》一书为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

武是其名，而膑为其绰号”。

因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只见到《孙子兵法》，而没有见过《孙膑兵法》，直到1972年在山东的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两本竹简书，这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另外一本书清清楚楚表明是《孙膑兵法》。

银雀山汉墓发掘后，马来西亚学者郑良书感叹说：

“《孙子》十三篇和《孙膑兵法》（的出土），对这个千余年来悬而未决的疑案，起了决定性影响”。

于是日本学者大桥武夫说：

“令人惊讶，想不到孙子是两个人”。

事实胜于雄辩，这说明孙武和孙膑是不同的两个人，而且各写了一部兵书，这种两孙合一的观点才逐渐不再被认同。

观点五：《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先生”子虚乌有，《孙子兵法》乃伪托之书。

《孙子兵法》诞生和流传的两千多年间，也有些学者认为《孙子兵法》这本书既不是孙武写的也不是孙膑写的，而是战国时候齐国“稷下学宫”的伪托之书。

就是齐国请了一群人来伪托春秋古人“孙子”的名义集体写成了这本书。

为什么稷下学宫要伪托著书呢？

因为“田氏代姜氏有齐国，非一时也”，就说有很长一段时间齐田氏都想代齐姜氏做齐王，终于到田常这一代，田常杀了齐简公自立为王，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大臣擅自忤逆谋杀诸侯，自己取而代之的事件，田常怕背上一个篡权弑君，得位不正的名声，就组建“稷下学宫”，召集了一大批的御用文人来从各个方面论证自己是顺天应时，而且政治血统正统，具有做齐王的资格，于是编纂了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若干托古伪作。

也有学者认为是司马襄苴写成了《孙子兵法》，甚至有人认为是田忌写成了《孙子兵法》，但是由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猜测或者观点没有史料和资料来证明，因此我们暂且还是应该认为写《孙子兵法》的这个孙子是——孙武。

“孙子是谁”的答案为何会有这么多分歧呢？

为什么大名鼎鼎的孙子竟然会隐藏在历史的云雾烟尘当中？

是什么让历史长河湮灭了孙子这个英雄？

是什么原因让究竟是谁写成了《孙子兵法》的真相出现如此多争议？

一是《孙子兵法》本身表现出的特点造成了猜测与争议。《孙子兵法》的内容与形式确实具有出人意外、让人产生怀疑的特点：因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孙子兵法》同时代，甚至晚若干年的兵书著作的谋篇行文差不多都是采用故事体为主，就是都在讲故事一样记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怎么打了一场仗。或者其他的兵书战策都是采用对话语录体谋篇行文，一问一答地记载谁和谁讨论怎么加强国防，怎么练兵行营，如何指挥打仗。比如《孙膑兵法》中就故事性地详细记录了桂陵之战计败魏军的整个过程，《吴子兵法》记录了吴起与武侯的讨论谈话；国外比《孙子兵法》还晚几百年的弗隆蒂努斯（公元35年至公元103年）写的《谋略》一书，几乎就是一本故事会。可是在《孙子兵法》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故事性表述的痕迹，也找不到一个对话讨论性的形式段落，整个《孙子兵法》都直接舍事说理，都是归纳或者演绎思维下的形而上的理论化思维总结与表达。

与《孙子兵法》中国古代同时代的书相比较，比如说《老子》《论语》，甚至再往后近千年的《李唐对问》等，都是随想随笔体或是语录体的行文方式，可是《孙子兵法》采用的是一种成体系的理论化论文体行文方式。打个比方，就是与《孙子兵法》产生同时代的古圣先贤们都还在写小学、初中阶段的记叙文或者议论文，《孙子兵法》却是一篇研究生的毕业理论论文！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理论和故事相比，并不能说明理论有多高明，甚至觉得理论还枯燥一些。但是理论虽然枯燥，却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和穿透力，就像“主体对于作为客体的植物生殖器官外延的观照，由此而产生的肉体并上升到精神上的愉悦”这样的抽象理论表达，表面上只说了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人闻到花香很高兴”，也可以翻译成“猴子吃到香蕉很愉悦”等，对很多对象、时间、地点、环境都成立，一句顶一万句！

理论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认识世界能力强和思维成熟的标志。思维的强大和成熟让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就必然占有优势。中华文化从明清开始，就是由于闭关锁国和封建专制压迫等原因，没有在理论上有借鉴和突破，尤其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停留在经验和秘方的层面，影响了我们借助现代科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由于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指导，经验和秘方只能支撑小作坊和简单手艺，中国社会失去了规模化地机器大工业设备制造能力，没办法进行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而西方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从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开始，逐渐远远落后于西方。

二是兵家本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事特点决定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乱奉治抑”的地位，以及统治者“过河拆桥”的策略，造成了孙子真相的湮没。

孙武虽然目前没有确凿资料证明孙武卷入了危险的政治斗争，遇到了不测。

可是他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除了清晰记载他“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外，就是模糊记载他可能参与策划指挥了“柏举之战”，吴国军队先是“轮番袭扰，拖疲楚军”，然后“弃舟登陆，出奇偷袭”，最后攻破楚国郢都。

至此孙武在正史中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起码可以证明他的后半生是遇到挫折和变故了，就算他智慧过人能躲过肉体生命的危险，他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肯定也是遇到了重大困境。

三是中国古代治史的目的与治史对象的特殊传统，也容易造成孙子的湮没。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看起来是比较注重历史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历史就作为四大部之一。

中国的史籍史书的确也很多，可是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很多传统的史书史料都在围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邦的最高领导者，就是那个诸侯或者王或者皇帝在写，对于他们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事情，都以“起居注”的方式记下来，可是对诸侯或者王或者皇帝之外的人的信息，却很少有人去有计划有规律地收录存储。

中国传统文化治史“重王轻民”，当然会造成连孙子这样的人也少有一手原始史料留存。

另外，我国历代治史或者写史的工作都几乎是被官府垄断和直接干预的，其目的是“资治借鉴”，就是写史治史都是为了统治阶级更好地治理国家，将历史作为一种现实统治的警戒镜鉴，于是有益于资治的就浓墨重彩，连篇累牍，而无益或者有损于资治的就一笔带过甚至刻意回避。

孙子当时还没有到达被史官关注加以研究以资治的地位和影响，于是被忽略是有可能的。

由于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本来就有反暴力的理想主义传统，尤其是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成了中国统治集团主流意识形态解决国际分歧和纠纷的首善策略，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提高自己的修养德行来吸引对手，感化对手，臣服对手才是君子的“王道”，用武力解决纠纷乃是有功无德的“霸道”，“王”“霸”之间的价值评判一直是“褒王贬霸”的。

加上中国自西汉的经略西域成功，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个“老子天下第一，无人敢称老二”这种一超独大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只要中国自己的内政是稳定的，东亚很难有外来势力能打破这种平衡，就算有外来势力侵入，也都很快被中国体系宏达而富有包容张力的文化同化掉了。

中国不需要再扮演国际社会多强并存竞争格局中的强国角色，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里，远东成为一个大家庭，中国就是大家长，在这种格局下，中国文化处于输出方地位，如果中国再重武尚兵，宣扬斗争和竞争思想，那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武进取意识就逐渐淡化，重文轻武就成为必然，认为“兵”是不好的，当社会乱了，需要通过暴力武力打败敌人获取胜利的时候，大家就尊重或者追捧兵家兵法；

可一旦取得天下，社会和平稳定了，社会进入恢复建设期，社会就忽视甚至否定抑制兵家和兵法。

“兵家”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慢慢边缘化，到北宋“靖康之难”爆发，终于国土破，君臣虏，恶果显现！

中国历史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中道家也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兵”和兵家都是凶器。中国有一本成书年代究竟是何时都还有争论的书叫《三十六计》，它以《易经》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成书模版，加上道家的“术数”思想取名《三十六计》。为何叫“三十六计”？因为六六得三十六！六六三十六在今天社会大众文化心理上认为是亨顺，是吉祥；可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比如《易经》）里面“六”是代表“阴”的数，而三十六是“至阴”之数，就是“最不吉”的数。《三十六计》是研究“兵”的，所以用三十六来为书命名，本来就表明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心理的价值评判和作者对待兵家和战争的否定态度。

再加上传统文化中存在对历史人物“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

标准有时有失公允，不利于对具体历史人物客观全面记载和评价。

中国古代史料经常以战争和斗争结果来评价和对待特定历史人物，多流于“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一个人成功了胜利了就一切都好，失败了就一切都差，成王败寇。

而军事斗争用杜牧的话来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常胜将军是很难得的，绝大多数都是胜胜败败的，对历史人物不客观公允的评价就容易造成“一败遮九胜”的结局。

四是中国传统文化太重视历史，可是没有一个确保历史客观中立的政治和文化体制机制设计。

作为政治附庸的史官在治史时往往唯上、唯权且为尊者讳，于是当朝对前朝留下的史料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偏好为标准进行“春秋笔法”式的取舍甚至篡改也就比较常见。

“秉笔直书”本来应该是史官史家的职业操守，可是在变态的政治体制制度之下，其实非常艰难。

《史记》在《齐太公世家》篇中记载一个了故事：

齐国的国王齐庄公（名光）被相国崔杼杀害了。

崔杼串通几个人立齐庄公兄弟为国君，自己独揽大权。

崔杼叫太史伯记录这件事，说：

“你要这样写：

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说：

“我写给你看吧。

”崔杼等太史伯写好，拿过竹简一看，上面写着：

“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

”崔杼大怒，对太史伯说：

“你长着几个脑袋，敢这么写？

”太史伯说：

“我只有一个脑袋，但如果你叫我颠倒是非，我情愿不要这个脑袋。

”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伯杀了。

太史伯的弟弟仲接替了哥哥的职位。

他把自己写的史简呈交给崔杼，“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

”崔杼不再说话，吩咐手下把太史仲也杀了。

第三个太史叔还是不屈服，也被崔杼杀了。

等到第四位太史季上任，崔杼把他写的竹简拿来一看，上面还是那句话。

崔杼问：

“你不爱惜性命吗？

”太史季说：

“我当然爱惜性命。

但要是贪生怕死，就失了太史的本分，不如尽了本分，然后去死。

”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

虽然这事因三个尽忠职守的史官前赴后继的就义得以如实记载流传，可这成本是否也太大了点？

历史上这样成群的忠义尽职的史官群体出现的概率有多大？

所以有些史实被篡改或者遗漏湮没是可能的，孙子的事迹和孙子的著作也在历史风雨中，并无不受政治需要摧残篡改风吹雨打的特赦权。

五是社会动荡造成的人祸损毁，容易让关于《孙子兵法》的史料湮没。《孙子兵法》成书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激烈，战乱频仍，各诸候国为了掠夺土地、人口和财物，无休止地发动战争。仅春秋300年有史料文字记载的较大军事行动就有483次，肯定有很多书籍史料在战乱中被无意破坏焚毁。加上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政府与社会大力崇佛而排斥其他文化流派等历史文化事件，都极有可能人为地让《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不符合当时需要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书籍被遗忘甚至被故意损毁。

六是《孙子兵法》成书时的以竹、木简为主的物质形态也致使其容易损毁失传。《孙子兵法》在春秋时期成书时的存在状态是竹简或者木简上用墨水书写，竹、木简的天然特性决定了其不易复制传播，也不易流传和长期保存（当时书籍都只能笔抄手誊，一对一流传保存，不能批量编印发布）。任何天灾或者人祸都会造成本来总量不多的《孙子兵法》湮没或者失传。孔子“学富五车”在当年很不得了，周游列国都有五辆牛车帮他运送书籍，可是纸张出现后，五车竹简、木简书籍的内容最多一个书箱的书籍就够了。现在更是随便一个稍微内存大点的优盘，就可以保存50辆车的竹简、木简书籍的内容。加之竹简、木简还容易受水火腐损，更是影响了《孙子兵法》在历史长河中的长期存藏与广泛流传。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木简，一暴露在空气中就开始发生氧化反应，竹简就变得黢黑，竹简上的字就完全看不见了，最后采用现代科技配方的化学药液浸泡抢救后，才又显露出竹简上的文字信息。从春秋时期直到到十九世纪之前，都是没有这种科学保存抢救技术的，如果这期间有古竹简木简类的书籍史料出土，估计也只能看其自朽而遗弃。综上，孙子与《孙子兵法》湮没在历史长河迷雾中是“良有以也”。

为什么应该或者可以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呢？

一是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的文物物证。有文物有真相，说明孙膑写成的书是《孙膑兵法》，起码说明目前流传于世的十三篇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应该不是孙膑。

二是春秋以前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模式使得孙武有条件和可能写《孙子兵法》。春秋以前的文化保存和传承传播模式是“学在官府”或者“学在家族”，就是说那个时候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进官办的学宫学习文化，或者贵族子弟通过爷教父、父传子，子授孙进行家学教化传承。而孙子世代官宦世家，父辈有机会为孙子存储和提供大量可供研学的典籍资料，且祖辈父辈又是行伍领兵的将军，让孙武不仅能接触《军政》这样的古代兵书战策，还能耳濡目染，观摩研习实际军事行动，为构思和写作《孙子兵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孙子的成长环境与“少也贱”的孔子等出身卑微、“自学成才”的同辈先贤相比，格局完全不同，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思维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行为会造成不同的人生结果！

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环境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就长成什么样的人！春秋末期，各个诸侯国间战争频仍，各国诸侯都积极“强兵以王”或者“强兵以霸”，在整个社会急需渴求军事人才和军事著作的背景下，再加上鲜活的社会战争现实与家学教化传承，为《孙子兵法》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条件。

《孙子兵法》本身的内容特点使其有可能长期被人研习运用，不至于沉默失传。《孙子兵法》与其他同时代甚至后代兵书比较，其注重“兵谋略”和“兵形势”的形而上的特点，让它摆脱了“兵阴阳”和“兵技巧”家受历史阶段性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具有了穿越具体历史时间局限，长期保存流传的可能。因为战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生产力条件下的武器装备、队形阵法、口令条例等会不断变化，甚至是颠覆性变化，但是战争中关于竞争和求胜的规律性的“谋略”和“形势”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于是研究“兵阴阳”和“兵技巧”的兵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注重“兵谋略”和“兵形势”的《孙子兵法》却长盛不衰。

三是孙武本人的人生实践给他撰写《孙子兵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依据。孙武应该是亲身策划并指挥实施了攻楚入郢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在实施“轮番骚扰疲楚”和最后“舍舟登陆突袭”的柏举之战中，实践和验证了自己理论上的所学所思，然后又加以提炼总结和丰富，使得孙子有机会理论联系实际，写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孙子兵法》一书。

在众多的对“《孙子兵法》的作者应该是谁？

和’孙先生’究竟是谁？

”这类研究文献中，清朝的学者毕以珣撰写的《孙子叙录》一文论证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应为孙武，并在孙武的身世事迹方面史海沉钩，考据全面，言之成理，几乎可以称为集大成者。

而且，毕以珣在该文中对《孙子兵法》原文注释方面也颇有独到建树，本书将《孙子叙录》原文附录于后，供有兴趣者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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