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未来》(理想国译丛043)

生活使我们分离，焦虑令我们相聚

危机：新的焦虑

激情与务实

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裂痕给我们的民众带来新的焦虑与愤怒，给我们的政治带来新的激情。这种焦虑的社会基础包括地理、教育和伦理因素。各地区皆在反叛大都市：英格兰北部在反叛伦敦，内地在反叛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反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辛苦拼搏的劳动者在反叛“不劳而获者”和“寻租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艰辛工作的乡下人和小镇居民已经取代劳工阶层，成为社会的革命力量：“无酷汉”取代了“无裤汉”。那么，这些人在为什么而生气呢？

地域已经成为造成新的不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区域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近年来差距迅速拉大。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大都市区域将其他地区甩在身后。大都市不仅变得比其他地区富裕得多，在社会意义上也变得疏离，不再能代表通常以它们作为首都的国家。

但即使在充满活力的大都市里，这些非凡经济成果的分配也严重失衡。新的成功者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新技能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阶层，他们在大学里相遇，形成新的共同身份，基于技能对彼此心怀尊重。他们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将少数族裔、性取向等特征上升为群体身份，将其视为受害者。他们宣称只有自己关心受害者群体，从而对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人主张道德优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政府并彼此信任。

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财富飙升，拉高了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大都市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受教育不足者已陷入危机，被污名化为“白人劳工阶层”（whiteworkingclass）。衰退的首要表现是有实质意义的就业机会消失。全球化已经导致许多半熟练岗位转移到亚洲，技术变革正在使许多其他岗位消失。受失业冲击最大的是两个年龄范围的人群：大龄劳动者和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

在大龄劳动者中，失业经常导致家庭破裂、吸毒、酗酒和暴力。这导致失业者心理崩溃、失去生活目标，在美国的表现是没上过大学的白人的期望寿命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医疗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取得进步，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的期望寿命正在迅速提高。欧洲虽因为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后果没有这么触目惊心，但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在布莱克浦（Blackpool）等最破败的城市，期望寿命也在下降。50多岁的失业者无所事事，喝着绝望的苦酒。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也好不了多少。在欧洲很多地区，年轻人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目前有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年轻人处于失业中，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岗位不足还是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调查显示，年轻人空前悲观：大多数年轻人觉得自己未来的生活水准将低于父母的。这并不是错觉：过去40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表现不断恶化。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把这一点凸显了出来，但其实从1980年代起，悲观情绪就一直在缓慢滋长。资本主义赢得人心的核心理由——所有人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威信已经受损：一些人依然在从资本主义中获益，但其他人没有。在资本主义的象征性核心美国，198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一半在绝对意义上比他们的父辈在同年龄时过得差。资本主义并没有帮助到他们。考虑到1980年以来科技与公共政策取得的巨大进步，这场失败令人震惊。这些进步本身依赖于资本主义，本来完全可以显著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但多数人现在预计子女将来会比自己过得差。在美国白人劳工阶层中，持这种悲观看法者的比例升到了惊人的76%。而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悲观。

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怨恨中夹杂着恐惧。他们认识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在疏远他们。他们断定：这种疏远以及（被视为利益攫取者的）更受偏爱的群体的兴起，都在削弱他们求取援助的呼声。正当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前景却日益失去信心。

焦虑、愤怒和绝望粉碎了人们的政治忠诚、对政府的信任，甚至还有对彼此的信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是一系列反叛的核心：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在英国，脱欧派击败留欧派；在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LePen）和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Mélenchon）领导的反叛政党赢得了逾40%的选票（使当政的社会党的选票缩减到不足10%）；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盟得票数大减，导致极右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forGermany,AfD）成为联邦议会的最大反对党。除教育水平鸿沟外，地域鸿沟也造成影响。多数伦敦人投票支持留欧，多数纽约人投票支持希拉里，巴黎人不支持勒庞和梅朗雄，法兰克福人不支持德国新选择党。激进反对力量来自大都市之外的地区。这些对立与年龄有关，但不是简单的年长者和年轻者的对立。自身技能失去价值从而被边缘化的老工人变成了极端党派的支持者，刚开始找工作便面对黯淡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亦然。大量法国年轻人投票给以新面目出现的极右翼政党，英国和美国年轻人则投票给以新面目出现的极左翼政党。

大自然厌恶真空，选民也一样。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导致的挫折感为两种伺机而动的政客提供了动力——民粹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上一次资本主义脱离正常轨道的时候——1930年代，发生了同样的事情。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与1949年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精准刻画了这些新出现的危险。1989年冷战的结束似乎带来一种可信的前景：所有这样的灾难都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抵达“历史的终结”，一个永久的乌托邦。然而，我们现在却面临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前景——我们即将见证的反乌托邦。

人们很快用各种旧意识形态来解答新的焦虑，导致左派与右派陈腐而过激的对抗再次出现。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几种复兴的意识形态，诸如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17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曾引诱着社会走向悲剧。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失败了，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所以能领导这场复兴的意识形态型政客少之又少。仅存的一些此类人从属于小型的残余组织：他们持狂热的偏执心理，太过沉溺以至于不愿直面已经发生的失败。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的时代，这使得共产主义复兴成为可能：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书又开始大批出现。

还有一类政客拥有与意识形态分子类似的诱惑力：克里斯马式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连意识形态的粗略分析也不做，直接跳向只有两分钟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的策略是通过花样百出的娱乐表达来吸引选民，使其不进行深入思考。拥有这些技能的领导人来自另一个小群体：媒体名流。

尽管意识形态分子和民粹主义者都因新裂痕导致的焦虑与愤怒而如鱼得水，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裂痕不是历史的重现，而是复杂的新现象。但这些政客在实施其充满激情的蹩脚“疗法”过程中，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对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破坏性进程，确实存在可行的补救方案，但这些方案无法从意识形态的道德激情和民粹主义的牵强附会中得出。这些方案建立在分析和证据的基础之上，因此需要实用主义的冷静头脑。本书提出的所有政策都是务实的。

但激情有其用武之地，而且这本书就充满了激情。我的人生跨越了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三种严重裂痕。尽管我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但这些裂痕让我百感交集。

我经历了繁荣大都市与破败的地方城市之间新出现的地理裂痕。我的家乡谢菲尔德（Sheffield）成为典型的破败城市，电影《光猪六壮士》（TheFullMonty）反映了其钢铁业的毁灭。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悲剧：我们的邻居失业了，一位亲戚找了一份清扫厕所的工作。而我搬到了牛津，那里是争取大都市成功的首选之地：我的邮编所在区域现在有着全国最高的房价与收入之比。

我经历过极度成功的家庭与陷入贫困的家庭在技能与志气方面的鸿沟。14岁时，我和表妹情况相同：出生于同一天，父母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都凭自己的努力考入文法学校。她父亲的早逝使她的生活走上歧途：没有了父亲的管教，她十几岁就怀孕生子，失败和污名随之而来。而我先是念完了中学，然后又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生活节节上升。接着我又一步一个台阶，在牛津、哈佛和巴黎获得教职；我还获得了更多让我感到自豪的荣誉，工党政府授予我大英帝国勋章，保守党政府授予我爵士头衔，英国科学院的同僚们授予我院长奖章。分化一旦开始就愈演愈烈。我表妹的女儿们在17岁时也怀孕生子，我17岁的孩子则获得了英国最好的学校之一的奖学金。

最后，我经历过富得流油的美、英、法（我曾在这几国舒适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与穷得令人绝望的非洲（我现在在这里工作）之间的全球鸿沟。我的学生以非洲人为主，他们在毕业后做出人生抉择时都要面对这一强烈反差。一位一直在英国做医生的苏丹学生最近要决定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苏丹去总理办公室工作。他已决定回去。他是个例外，在伦敦做医生的苏丹人比苏丹全国的医生还要多。

这三种可怕的分化不仅是我研究的问题，这些悲剧让我明白了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想改变这种状况。

（沈丰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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